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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论和其它这些理论是这个研究所的某种基本精神。阿瑟说：“马丁·海德格尔曾经
说过，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就是存在。作为具有意识的实体，我们在做些什么？为什么宇
宙不只是一团相互碰撞的混乱的粒子？为什么会存在结构、形态和模式？为什么会有意
识的存在？”在桑塔费研究所，很少有人像朗顿、考夫曼和法默那样直接探索存在这个
问题。但阿瑟感到，每个人都在从不同的方向切入这个问题。
而且，阿瑟感到这些思想与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经济学上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有很强烈
的共鸣。比如，当你透过朗顿的相变之镜来看这个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突然就转
化成了一种简洁的断言，即，经济深植于有序领域之中，市场永远是均衡的，事物如果
有变化，也是变化缓慢。而桑塔费观点同样也转化成了一种简单的断言，即，经济存在
于混沌的边缘，经济作用者不断地相互适应，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阿瑟一直
很明白哪一种断言更接近现实。
就像其他桑塔费成员一样，阿瑟一开始思考其中更为深广的意义就变得犹豫不决。
这个学派的思想尚不成熟，显得不能自圆其说，让人听上去太容易想到这是什么新时代
的玩艺儿。但就像桑塔费研究所的所有人一样，阿瑟无法不去思考其中更为深广的意义。
他说，你几乎可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复杂性革命。“牛顿的机械化运动的比喻接
近正统的新教，这个比喻认为宇宙基本上是井然有序的，我们并不是有赖于上帝来创造
秩序。这样说有些偏向天主教了。这是说，上帝安排了世界，而只要我们循规蹈矩，秩
序自然存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行其责，追求我们各自的正当权益、努力工作。不
打扰别人，那么这个世界会自然趋于均衡。那么我们就能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我
们应得的利益。这样说也许不太神学化，但这是我对基督教的一种印象。”
“而另一种理论选择——复杂性的特点——则完全是道教的。在道教中，秩序不是
天然固有的，‘世界从一开始，一变成二、进而变成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又导致无穷无
尽。’在道教中，宇宙是广袤的、无定性的、永恒变化的。你无法将其钉死。虽然其元
素永远不变，但它们却永远在进行自我重组。所以这就像一个万花筒：世界的含义在于
模型和变化，世上万事万物虽有重复之处，但却永远不可能一模一样地重复，世事永远
新颖、永远不同。”
“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是由和宇宙同样的元素所组成的。所以
我们是这个既永不变化、又永恒变化的宇宙的一部分。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只逆流
而上的船，那你就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其实你只是一只顺流而下的纸船的船长。如果你
要逆流而行，那只会原地不动。另一方面，如果你很善于识辨流向，认识到你是其中的
一部分，而水流总是永恒变化、永远趋于新的复杂性，那你很容易就能用你的篙，撑过
一个又一个旋涡。”
“但这和经济与政治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从政策这个方面来说，这意味着观察、
观察、再观察，偶尔把船篙放入河水中，做一些改进。这意味着，你力图看清现实的本
来面貌，认识到，你置身的游戏始终在变化，因此你要弄清楚眼下的游戏规则。这意味
着，你像一只鹰一样观察日本人，不再天真、不再向他们要求公正、不再坚持基于过时
的游戏规则的正统理论，不再说：‘只要能够达到均衡，我们就能生活在富裕之都。’
你只是在不断观察。当你发现能够采取有效行动时，就采取行动。”
阿瑟说，但请注意，这不是被动等待，也不是宿命。“这是一个运用自然的非线性
动力系统的一个强有力的方法。你不浪费精力，将有限的力量用于最大化的效果。这正
是越战时南越的方法和北越的方法的不同之处、维斯特莫兰德（Westmoreland）采取猛
烈的炮火攻击，安装刺网和烧毁村庄的方法，而北越就像退落的潮水一样。但三天以后，
他们又回来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这也是隐含在所有东方武术之后的规则：你
不是去阻止你对手的进攻，而是让他们冲着你来，当他向你冲过来的时候看准机会给予
他致命的一击。其思想就是观察、然后果断出击，正确把握时机。”
阿瑟不愿意深究这一观点对制定政策的意义。但他确实记得1989年秋天，在他离开
桑塔费之前，马瑞·盖尔曼力劝他共同主持的一个小型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是探
讨如何将复杂性科学综合应用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环境价值和政策制定。比如像亚马逊
河流域，因为建路、建农场，雨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砍伐。阿瑟在研讨会期间所做出
的回答是，对雨林（或其他东西）制定政策应该从三个层次上进行考虑。
第一个层次是常规的成本回报法：每一个特定行动的成本有多大、回报有多大、如
何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阿瑟说：“这种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他迫使你弄明白每一个替
代方案的意义。当然，在研讨会上，有一些人对雨林的成本与回报问题争论不休。问题
是，这个方法总的来说是假设所有问题都已经界定清楚了、各种选择方案也已明确、政
治上也做了进退有略的安排，所以分析者的工作只是对各种方案做成本与利益的计算，
就好像这个世界是一个铁路调车场：我们都行驶在同一条轨道上，但我们可以用调度开
关来把火车引上其他轨道。”但不幸的是，对常规理论来说，现实世界总不是像我们所
界定的那样，特别是在环境问题上。客观的成本收益分析往往是草率而武断的主观判断
的结果，而对没人知道如何评估的事情给的就是零分。阿瑟说：“我在讨论中挖苦这类
成本收益分析说，保存有斑点的猫头鹰的‘收益’，是要看有多少人来森林游玩，多少
人能看到斑点猫头鹰，看到这些有斑点的猫头鹰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等等。这简直
是天大的玩笑。这种环境的成本收益分析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大自然的橱窗前说：‘那
好，我们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但我们自己不是局内人，我们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对这一类的研究毫无兴趣。如果问大自然如何对人类有利，那就太专横、太傲慢
了。”
第二层次的分析完全是制度和政治分析。阿瑟说：这是要弄明白谁干什么、为什么
干这些。“比如说，一旦你开始做巴西森林的分析，你会发现各种角色：地主、落户者、
牧场主、政治人物、乡村警察、道路建设者、土著人。他们不是对环境问题做决策的人，
但他们都是这个庞杂而互动的垄断游戏中的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环境。而且，
政治体系并非某种游戏之外的事物，而是游戏的结果，各种联盟和派系都是由此而生
的。”
阿瑟说，简而言之，你得把这个系统当作系统来看，就像一个乘在纸船上的道教徒
会观察复杂而永恒变化的河流那样。当然，历史学家或政治家本能地就会这样来审时度
势。最近，经济学方面有些精彩的研究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但在1989年的研讨会上，
这个观点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似乎还是个新发现。“我在谈话中十分强调这个思想，”
阿瑟说。“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真的想深入研究环境问题，就必须问自己这样的一些
问题：这和谁有多大程度上的关联、会形成什么样的联盟、形成什么样的基本情势。这
样你也许会发现可能干预的突破点。”
阿瑟说：“所有这些都导向第三层次的分析。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看看两个不
同的世界观是如何分析环境问题的。一个是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承袭至今的传统的均衡
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二分的，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对人类最有利的均
衡点。如果你相信这个观点，那你就是在讨论‘自然资源的最优化决策’，这是我从研
讨会上最初的一个发言者那儿听到的词儿。”
“另一个观点就是复杂性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基本上是不可分的。
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置身其中，在作用者与被作用者之间不存在区分，因为我
们是这个相互锁定之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人类采取对我们自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