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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他走出小教堂大门去吃午饭的时候，不慎严重扭伤了脚。整个下午他在小教堂改成的
会议室里忍着疼痛参加闭幕式。考夫曼为他包扎了扭伤的脚，他面前的椅子上还放着一
袋让他敷脚的冰块。阿罗在闭幕式上的发言直到几天以后才让他感到如闻春雷。当时他
不听医生、同事和妻子的劝告，一瘸一拐地赶到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去参加一个企划
已久的会议。
他说：“那就好像凌晨三点钟的一道亮彻天穹的闪光。当时飞机刚落在伊尔库兹克，
有一个人在跑道上骑着自行车，手里晃着一根光棒，指示我们哪儿有出租车。顿时，我
想到了阿罗在闭幕词中所说的话，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阿罗当时说：‘我想我们现在
可以很安全地说，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种经济学。我们原来已经有了一种经济学，就是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常规经济学’他很谦虚，没有把这称为阿罗－德布诺体系（Arrow
－Debre system），但他指的基本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和一般的均衡理论。‘现在我们
又有了另一种经济学，桑塔费式的进化经济学。’他很清楚地说，对他来说，这一年的
进展表明，这是研究经济学的另一种有效的方法，其重要性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等量齐
观。这并不是说常规经济学理论错了，而是我们又探索到了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新的方
法适用于对常规方法之外的经济学的研究。所以，这个新的方法是对常现经济学的一种
补充。他还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新的经济学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现在这个研究还只
是一个开端。但他发现这项研究非常有趣、非常令人激动。”
“他的这些话使我无比兴奋。”阿瑟说。“但阿罗还说了第二层意思。他将桑塔费
的研究与考勒斯基金会（CowlesFoundation）的研究做了比较。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就
与考勒斯基金会的研究保持着联系。他说，与考勒斯基金会的研究的同期水平相比，还
不到两年的桑塔费研究目前似乎更易为人接受。我听到他的这番评论简直惊喜之极，感
到受到了莫大的褒奖。因为考勒斯基金会项目组的成员都是当今经济学界的少壮派人物。
他们中间有阿罗、库珀曼斯、德布诺、科林（Klein）、赫威兹（Hurwicz）等人。其中
有四人获过诺贝尔奖，还有几个正在步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他们是用数学规范了经济
学的大人物，是为后几代人制定了规范的人物，是实际上在经济学领域领导了一场革命
的人物。”
从桑塔费研究所的角度来看，催化经济学领域的巨变只是他们为催化整个科学界复
杂性革命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他们的探索也许最终是一场幻梦，但阿瑟相信，乔治
·考温、马瑞·盖尔曼和其他人已经准确地把握了最重要的问题。
他说：“不是科学家的人总是认为科学是演绎出来的。但其实科学主要是通过比喻
而来的。现在的情形是，人们头脑中的某一类比喻发生了变化。”回顾以往，想象牛顿
出现以后我们的头脑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十七世纪之前，世界就是
树木、疾病、人类的心灵和行为，这样的世界既混乱又有机。天堂仍然是复杂的，行星
的轨道显得任意而难解。从艺术的角度来想象一下当时世界的情形吧。尔后，十七世纪
六十年代出现了牛顿。他设计了几条规律、设计了微分学，忽然间，行星看上去就是在
简单而可以预测的轨道上运行了！”
“直到现在为止，牛顿对人们的心灵仍有无法想象的深远影响。”阿瑟说。“天堂，
即上帝的住所，已经能够被我们解释了。我们不再需要天使来管东管西了，不再需要上
帝来主宰一切了。所以，没有了上帝，这个世纪就变得更加世俗了。然而，当我们面对
毒蛇、地震、风暴和瘟疫的时候，我们还是极其渴望知道是谁主宰了这一切。所以，在
1680年至整个十八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信仰转为对大自然至高无上的崇拜：如
果你让事物顺其自然地发展，大自然会负责使一切事物的发展符合共同的利益。
阿瑟说，行星时钟般规律的运动成为十八世纪的比喻：简单的、有规律的、可预测
的、能够自我运行的牛顿式的机器。这个后来主宰了两个半世纪的还原论科学变成了牛
顿式物理学。“还原论科学会说：‘嘿，这个世界既复杂又混乱。但是你看，只要有这
两三条规则就能把所有这一切还原成简单无比的系统！’”
阿瑟说：“所以，剩下的事就要指望亚当·斯密了。亚当·斯密在苏格兰文艺复兴
巅峰期的爱丁堡发现了隐匿在经济背后的机制，于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The
Wealth ofNation）。他在该书中称，如果让人们自由地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供求这
只‘看不见的手’会负责让一切都朝着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很显然，这并非故
事的全部。斯密自己也指出了像工人异化和剥削这类令人烦恼不已的问题。但他的牛顿
式经济学观点之简洁、强大和正确，使其从此成为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主导。“斯密的思
想太伟大了，我们都为之倾倒。很久以前，经济学家肯尼斯·波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经问我：‘你想在经济学领域做些什么？’当时我年轻气盛，毫不谦虚地
回答说：‘我想把经济学推向二十世纪。’他看着我说：‘难道你不觉得你应该先把它
推入十八世纪？’”
阿瑟说，他觉得所有的科学都不再天真，而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却较之落后了三十年。
比如，这个世纪之初，像罗素、怀特海（Whitehead）、佛雷基（Frege）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这样的哲学家出来证明说，所有的数学都基于简单的逻辑。他们只说
对了一部分。许多数学确实能基于简单的逻辑，但不是全部。在三十年代，数学家科特
·歌德尔（Kurt Godel）表明，甚至某些非常简单的数学体系，比如像算术，都不完整。
它们的系统中总是包括一些甚至在逻辑上都不能被证实真伪的陈述。逻辑学家爱伦·图
灵在差不多同一时期（而且用的是同样的道理）表明，非常简单的计算机程序也会犹豫
不决。你无法事先知道计算机是否会提供答案。到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物理学家也
从混沌理论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极其简单的等式能够产生令人吃惊的、不可预测的结
果。阿瑟说，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又一个的领域不断得到证实。“人们认识到，逻辑和哲
学是混乱的、语言是混乱的、化学动力学是混乱的、物理学是混乱的、因此经济自然也
是混乱的。这种混乱并不是显微镜下的尘土所造成的，而是这些系统本身所固有的。你
无法抓住它们，把它们限制在一个洁净的逻辑之盒中。”
结果就爆发了复杂性科学的革命。阿瑟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革命是针对
还原论而来的。当有人说：‘嘿，我能从这个极其简单的系统入手，瞧，它产生了如此
复杂而不可预测的结果’时，复杂性科学的革命就算开始了。”复杂性理论不是基于牛
顿式机械化预测的比喻，它似乎更接近于一颗树从树种长成参天大树的比喻，或者好比
一个计算机程序从几行编码展开，甚至或许是一群头脑简单的鸟儿，有机而自组。这当
然是朗顿头脑中对人工生命的比喻。他的整个观点就是：复杂而类似生命的行为是几条
简单的、由下而上的规则所导致的结果。这个比喻对阿瑟在桑塔费的经济学研究项目也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说我对这个项目抱有目的，或自己的观点，那这个目的和观
点就是，我想说明混乱而生机勃勃的经济源自于极其简单而优雅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创建了这些简单的股市模型的原因。这些股市会变得很情绪化，会出现崩盘，或完
全出乎预料地出现股市的暴涨，就像通晓某种人性。”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阿瑟当时虽然在桑塔费研究所，但几乎没有一点儿时间来关注
朗顿的人工生命、混沌边缘的理论和假设的新的第二定律。经济学项目已经占据了他百
分之一百一十的时间。但他听说了这些理论，觉得他们非常吸引人。对他来说，人工生
命理论和其它这些理论是这个研究所的某种基本精神。阿瑟说：“马丁·海德格尔曾经
说过，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就是存在。作为具有意识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