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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和利用他们的善意，针锋相对政策强硬的一面就会狠狠地惩罚他们，让他们无法扩
散影响。爱克斯罗德写道：“这样，社会进化的齿轮就会有所掣肘。”
这本书出版不久，爱克斯罗德就与荷兰德当时带的研究生史蒂芬尼亚·福莱斯特
（Stephanie Forrest）共同将这种合作的情形用计算机模拟了出来。问题是，共同演
化的一个人群是否能通过基因算法来找到针锋相对的策略。结果答案是肯定的：在计算
机运作之中，会出现针锋相对的策略，或与之类似的策略，并很快在该群人中流行开来。
荷兰德说：“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都高举双手，三呼万岁！”
当荷兰德谈到，研究所的人应该像观察“锋面”那样观察社会科学时，他指的正是
这种关乎合作起源的针锋相对的机制。他说，当他在设计开发生态系统时，他脑海里盘
旋的是整个关于合作的问题。合作的机制当然不可能出现在这个程序的第一版本中，因
为他在第一个版本中设入了单个生物体总是会互斗这样一种假设。但在新的版本中，他
力图完善生物体演化的各个方面，包括其合作的可能性。确实，他想把生态系统设计成
某种能够共同演化的、“整体的”模型。
“在研究所，除了生态系统之外，我们还在创建其他三个模型，一个是股市模型，
一个是免疫系统模型，还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汤姆·沙金特建立的贸易模型。
我发现这些系统之间具有非常相似的特点。它们都有‘贸易’的存在，都有以各种方式
进行交换的货物，都有‘资源转换’机制，比如通过酶或各种生产过程实现资源的转换。
而且它们都有作为技术发明之源的‘交配选择’机制。所以我由此开始创建一个完整的
共同演化的模型。我记得史蒂芬尼亚·福莱斯特、约翰·米勒和我坐了下来，努力想弄
清楚，如何在生态系统中设入最小的装置，来模拟出所有这些特点？我们的结论是，用
不着改变基本的模型，只消在进攻和防御染色体上增加内容就能做到这一点。我提供可
以由染色体来界定的额外的分辨体，从而增加了贸易的可能性，这些分辨体类似于商标，
或细胞表面的分子标签。同时我必须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加上一条类似规则的东西，我这
是第一次这么做。这条规则是：‘如果其他人显示这样的识别标签，则我就和他进行贸
易，而不是进行战斗。’这就产生了合作的演化，以及说谎和模仿这类非常规现象。我
基于这样的设想，草拟出如何做一个沙金特式的模型的想法，然后就开始构思如何通过
从另一个方向把生态系统设计成看上去像一个免疫系统的模型。现在的生态系统模型正
是由此而来的。”
荷兰德说，生态系统的这个统一的版本做得非常成功。这个系统可以演示合作演化，
同时也可以演示食肉动物和猎物之间自发形成的关系。这一成功激励我开始研究设计更
高级版本的生态系统。“我目前正在编写的最新版本能演示多细胞生物体的演化。所以
现在我们不只限于探讨贸易，我希望我们还能探讨个体和组织的涌现。每个作用者都极
力提高其繁殖率，但又总是受到总体组织延续的制约，这里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名堂。
癌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先不谈美国的自动化工业的情形了！”
荷兰德说，这种模型的实际应用为期还早，但他确信，这方面的一些优秀的计算机
模拟也许会比桑塔费其它研究项目对这个世界做出的贡献要大。“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
那些不是科学家的人，比如华盛顿的官员们，可以不需要了解这些模型运行的详情便能
够建立这类模型，从而助使他们把握各种政策性选择的真正含义。”他说，从大体上说，
这样的模型就像政策的飞行模拟器一样，能够使政治家模拟经济的强迫着陆，而不需要
让两千五百万人都搭上这架飞机。这些模型甚至不必做得很复杂，只要能让人对情况的
发展和最重要变量的相互作用力产生逼真的感受就行了。
荷兰德承认，当他在华盛顿谈论这个飞行模拟概念时，并没有引起听众的重视。大
多数当政的政治家都忙于躲闪迎面而来的打击，无暇顾及下一次飞行的政策问题。另一
方面，他显然不是唯一从模拟角度来考虑策略的人。1989年，加州奥林达的麦克塞斯公
司推出了一种叫“模拟城市”的游戏。这个游戏可以让玩者扮演市长的角色，面对犯罪、
污染、交通堵塞、抗税等种种问题，努力使他或她的城市繁荣昌盛起来。这个游戏很快
就跃上了畅销排行榜之首，同时赢得了真正的城市规划管理人的高度信赖。他们说，尽
管“模拟城市”的游戏在具体细节上去冗删繁，但它找对了感觉。荷兰德当然也买了这
个游戏，而且非常喜欢它。“‘模拟城市’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个飞行模拟概念的例
子。”他说。桑塔费研究所正认真和麦克塞斯公司商谈改造“模拟城市”的接口，使其
能够用于桑塔费的许多模拟中。荷兰德现在正和麦克塞斯公司一起开发一个用户友好介
面的生态系统版本，使任何人都能在上面做计算机实验。
心智的网络实验室
与此同时，阿瑟在桑塔费经济学项目的最初这段日子中也对计算机实验发生了浓厚
的兴趣。“我们就像在从事常规经济学那样用计算机程序来做数学分析和定理证明，但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报酬递增率、学习以及适应性和归纳法这些界定含糊的概念，所以问
题往往复杂得无法用数学来解决。因此我们不得不借助计算机来观察事情的发展结果。
计算机就像一个网络实验室，我们可以由此观察我们的思想变成行动的结果。”
但阿瑟的问题是，即使在桑塔费，经济学家们一想到用计算机模型也会变得神经高
度紧张。“我猜我们不得不在经济学中引入计算机模拟了，但我想我已经上了年纪，很
难改变了。”有一天午餐时阿罗闷闷不乐地说。
“感谢上帝，我的小伙子，如果定理的时代要退出历史舞台了的话，我也就随之而
退场了。”六十多岁的汉恩在另一个场合这么说。
阿瑟不得不承认经济学家的怀疑和犹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很多方面，他自己也有
同感。他说：“在经济学领域，计算机模拟全无成功之例。在我个人的早期经历中，我
和我的同事杰佛里·麦克尼考花了很长时间来观察模拟模型在经济学的作用，我们得出
了两个结论，这两个结论现在已成为普遍的共识。第一个结论是，总的来说，只有那些
不能做分析性思考的人才借助计算机模拟。经济学要求用演绎法和逻辑分析，而计算机
模拟却正好与之相反。第二个结论是，你只要把自己的假设设置于计算机模型，就可以
从计算机模拟中想得到什么结论就能得到什么结论。人们经常从基本的政治角度出发，
比如，我们需要降低税收，那么就做一个对降低税收如何如何有利的假设。我和杰佛里
设计了一种游戏，它能够深入到模型里去发现改变一个假设怎样改变了整个结果。其他
人也做过类似的事。所以计算机模拟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声名狼藉，就
好像是无赖的手法。”
事实上，即使是这些年以来，阿瑟发觉自己对“模拟”这个词仍然有一种警惕心。
他和他的同事们更愿意将经济学程序称为“计算机实验”，这个词体现了荷兰德和桑塔
费的物理学家所实践的某种严谨性和准确性。他说，荷兰德和物理学家们从事计算机模
拟的方法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我认为这太妙了。到了极为小心的人手里，所有的假设
都经过仔细斟酌，整个算法明确清晰，模拟就像实验室的实验一样具有可重复性和严谨
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计算机模拟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物理学家在告诉我们，
有三种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数学理论、实验室的实验和计算机模拟。你必须反复
使用这三种方法。当你发现计算机模拟的结果似乎不符合常情，你就回过头去从理论上
理解它，然后再以理论为依据，回到计算机模拟或实验室去印证。对我们许多人来说，
似乎经济学研究也可以照此办理。我们开始认识到，以往的经济学过于自我局限，只对
能用数学进行分析的问题做研究。但现在我们进入了归纳法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