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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错误，就像人类所表现的那样。但由于它们被内设了学习算法，所以它们能够逐渐学
会采取合理行动的方式。同样，如果把这些作用者置于一个竞争的环境，比如像下国际
象棋，使它们必须采取相互对抗的行动，那你就会看到它们如何做出选择。而如果你把
这些作用者置于一个模拟繁荣的模拟经济环境中，你会看到它们怎样探索可能性的无穷
空间。事实上，无论你把它们置于何地，它们都会力图做点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
能解释经济中的动力现象和变化，而充满了适应性作用者的模型却完全与之不同，后者
的动力机制是事先内制的。
阿瑟认识到，这显然与他对玻璃房经济的设想有同工异曲之妙处。这正是十年前他
读《创世第八天》时的所悟所获。只是他现在对此看得更加澄澈了。这就是诱人的“桑
塔费理念”：与强调报酬递减率、呆滞的均衡和尽善尽美的理性化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
相反，桑塔费强调的是报酬递增率、有限理性、以及进化和学习的动力。他们不是把自
己的理论建立在易于用数学操作的假设上，而是力图创建在心理上符合情理的经济学模
式。他们不把经济看作是某种牛顿式的机器，而看作是某种有机的、可适应的、令人吃
惊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他们不把世界当作深埋在冻土层的某种呆滞的东西来谈论，而
是学会怎样把世界当作平衡在混沌的边缘的一个具有动力的、永恒变化的系统来谈论。
“当然，这在经济学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阿瑟说。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索夫
·熊彼特也许并不知道“混沌的边缘”这个名称，但他在三十年代就呼吁从进化的角度
来研究经济学。耶鲁大学的里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
（Sidney Winter）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在煽动经济学的进化运动，而且取得了
一定的成功。还有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做过经济学领域的学习效果的研究。阿瑟说：“但
在这些早期的学习模拟中，作用者都被假定成已经形成了对外界环境能够多少做出些正
确反馈的模型，学习只是使这种反馈模型通过调节少数一些连接点而变得更加敏锐。而
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加逼真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让涌现来自于‘内设的模型’，作用者
在学习的过程中从头脑内部建立起某种反馈机制。我们有许多可以用来分析这个过程的
方法，包括荷兰德的分类者系统和基因算法。另外，里查德·派尔莫刚完成一本有关神
经网络的书。戴维·阑恩还有我知道如何在概率的基础上用数学方法做系统分析。”厄
姆利夫和凯尼欧夫斯基是猜测性学习研究方面的专家。我们还收集到了完整的心理学研
究方面的资料。这些方法真正为我们模拟适应性，精确其算法铺平了道路。
阿瑟补充说：“事实上，总的说来，第一年对我们至关重要的知识影响是学习使用
计算机，具体地说，就是向兰德学习计算机技术，不是学习凝聚态物理学、报酬递增率，
也不是学习计算机科学，而是掌握学习和适应性。当我们和阿罗、汉恩等人探讨这个概
念时，令我们大家激动的显然是，我们竟然能够用这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经济
学。”………
桑塔费的经济学家在为这一经济学前景感到振奋的同时，也含含糊糊地感到某种困
扰。阿瑟说，其原因是，他一直到很晚才开始触及某些问题。“经济学正如它通常被用
来实践的那样，是在纯演绎法模型的基础上运作的。任何一个经济环境都被首先用数学
公式来演绎，在这之中，经济作用者被假设是用严格的分析性推理来解决经济问题的。
然后就出现了荷兰德、神经网络研究者和其他计算机学习功能理论家。他们都谈到，作
用者在归纳法模型的基础上运作时，是根据片断的数据进行推理，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
有用的内在模型。”归纳法使我们能够在瞥见正消失在转弯处的描尾巴时，推断出有一
只猫的存在，归纳法使我们能够在经过动物园时将长着漂亮羽毛的动物归为鸟类，即使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红冠的鹦鹉，初见时也知道它属于鸟类。归纳法是使我们
能够在这个头绪纷乱、不可预测、常常不可理解的世界上生存的方法。
“如果你被空投到日本参加一场谈判，而你以前从未到过日本，你对日本人的思考、
行为或工作方式一无所知，不能完全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你所做的事大多不会符合当
地的文化背景和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注意到你所做的有些事取得了成功。渐渐
地，你和你的公司不知怎地就学会了适应环境，了解了当地的行为规范。”（当然，至
于日本公司是否真买你的产品，那是另外一回事。）想象置身于一个诸如下国际象棋那
样的竞争环境，棋手对对手的意图和能力会获得一些片断的信息。为了拿出对策，它们
确实会运用逻辑的、演绎的推理方法。但用这种方法最多只能推断下几步的路数。棋手
更经常地是用归纳法来操作。他们尽力用假设、类比、以往的经验和实际操作得到的规
则来应付局而。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获胜就行，哪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其原由也
无妨。所以，归纳法不能仅仅依赖于精确的、推论式的逻辑。
阿瑟承认，当时甚至他也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一直到我来到桑塔费，我都认为，
你必须要先界定清楚经济问题，才能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清楚地界定问题，你又能
拿它怎么样呢？你当然不能用逻辑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荷兰德告诉我们，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和荷兰德交谈，阅读他的学术论
文后，才开始认识到，他所谈论的范例都是其内容尚未界定清楚的问题，其环境因时间
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我们对他说：‘约翰，你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呢？’”
荷兰德的回答大致上是，你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是因为你必须这样做：“进化才不
在乎问题是否得到了清晰的界定。”他指出，适应性作用者只是对外界对它的回报做出
反应。它们用不着对这报酬来自何方做出假设。事实上，这就是他的分类者系统的全部
意义之所在。从算法上说，这些系统都被严格界定，然而它们却能够在完全没有被明确
界定的环境中运作。既然分类者规则不过是对于世界的假设，而并非“事实”，那它们
就可能会相互矛盾。而且，因为这个系统始终在对这些假设进行探测，从中区别出哪些
假设是有用的，能够使其得到报酬，所以它甚至能从支离破碎的信息中，在于变万化、
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学习。
“但它采取的并非是最优化行为。”经济学家抱怨说。经济学家确信，一个理性的
作用者会最大化地使用自己的“功能”。
“相对于何种事物的最大化？”荷兰德问道。让我们来谈谈你们的界定不清的标准：
在任何真实世界的环境中，可能性的空间大得使任何一个作用者都无法找到，甚至无法
分辨什么是最优化。更何况环境也许会发生无法预料的变化。
“这整个的归纳法概念使我入迷。”阿瑟说。“你可以设想，作用者面对的是界定
不清的问题、界定不清的环境和完全不知走向的变化，你就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经济学研
究。当然，你只要略想片刻就会认识到，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含义。人们经常要在含糊不
清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甚至连自己都对此不明不白。你是在蹚泥塘，不断改变自己的思
想、不断拷贝别人的经验、不断尝试以往的成功经验。事实上，经济学家以前谈论过这
种行为方式。但我们现在要找出能够对此做出精确分析的方法，将此融入理论的内核。”
阿瑟记得那段时间发生的一次重要的争论，那场争论触及到了最核心的难题。“那
是10月至11月份之间的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他说。“阿罗、汉恩、荷兰德和我，也许
有五六个人吧。我们刚刚认识到，如果你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经济学研究，如果这就是桑
塔费的方法，那么在经济学中也许根本就没有均衡可言了。经济就会像生物环境一样：
永远在进化、变迁、永远在探索新的发展领域。”
“现在我们担心的是，似乎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经济学。因为经济学意味着对
均衡的了解。我们习惯于用观察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