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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眼镜射向他。“我的回答相当不客气，”荷兰德说，“我不知道他是谁。如果我知道
他是谁，我大概早就吓死了。”
不管荷兰德的回答客气不客气，马瑞·盖尔曼却显然很喜欢荷兰德的回答。在这之
后不久，盖尔曼给荷兰德打电话，邀请他来桑塔费研究所顾问团当顾问，当时这个顾问
团才刚刚成立。
荷兰德同意了。“我一到这个地方就真的喜欢上了。”他说。“对这儿的人所谈论
的问题和所研究的问题，我直接的反应就是‘我当然希望这些家伙也喜欢我，因为我就
属于这个地方！’”
这是一种共同的感觉。当盖尔曼提及荷兰德时，他用“才华横溢”这个词来形容—
—这可不是他随意用来夸赞周围的人的词语，而且盖尔曼也不是经常会为任何事惊诧得
瞪圆眼睛的。在早些时候，盖尔曼、考温和研究所的其他创始人几乎一直在用他们所熟
悉的物理学概念来思考新的复余性科学，比如像涌现、集体行为、自组织等问题。而且，
好像只要把这些比喻用于相同思想的研究，比如把涌现、集体行为和自发组织这些词汇
用于经济学和生物学这类领域的研究，似乎早已能创造出丰富多采的研究计划来了。但
荷兰德出现了，带着他对适应性的分析，更不要说他的计算机模拟技术。盖尔曼和其他
人突然就认识到，他们的研究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疏漏：这些涌现结构究竟在干些什么？
它们是如何回应和适应自己所在的环境的？
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研究所的研究议题不能只是复杂系统，而
应该是复杂的适应性系统。荷兰德个人的研究计划——理解涌现和适应相互牵连的过程
——基本上变成了整个研究所的研究计划。1986年8月，在由杰克·考温和斯坦福大学
生物学家马克·菲尔德曼主持的研究所的一次大型会议，复杂的适应性系统研讨会上，
荷兰德唱了主角（这也是将考夫曼介绍进桑塔费的那个研讨会）。戴维·潘恩斯还安排
带荷兰德去和约翰·里德和花旗银行的其他成员进行交谈，那是在和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研讨会召开的同一天。在安德森的安排下，荷兰德参加了1987年9月的这次大型经济研
讨会。
荷兰德非常愉快地参加了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他已经在适应性概念上默默无闻地
进行了二十五年的研究，到现在他已经五十七岁了才被发现。“能够和盖尔曼和安德森
这样的人一对一地当面交谈，与他们平起平坐，这太好了，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他有
办法让他的妻子离开安·阿泊（他妻子是大学九个科学图书馆的负责人），他在新墨西
哥呆的时间会比现在更长。
但荷兰德始终是个乐天派。他这一生始终在做他真正喜欢做的事，而且总是惊喜自
己能有好运气，所以他有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的坦率和好脾气。不喜欢荷兰德几乎是不可
能的。
比如阿瑟，甚至根本就没想过要抗拒荷兰德对他的吸引力。第一天下午，当荷兰德
做完报告之后，阿瑟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去介绍自己。在后来的会期中，两个人很快就成
为好朋友了。荷兰德发现阿瑟是个令人感到愉快的人。“很少有人能这么快地接受适应
性的概念，然后这么快就把这个概念彻底融入自己的观念的人，”荷兰德说，“布赖恩
对这整个概念都十分感兴趣，而且很快就深入了进去。”
同时，阿瑟觉得荷兰德很显然是他在桑塔费所结识的最复杂、最吸引人的知识分子。
确实，他在经济学研讨会所剩的时间里之所以一直处于兴奋无眠的状态，荷兰德是主要
原因之一。他和荷兰德有许多夜晚坐在他们合住的房子厨房的餐桌旁，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讨论着各种问题，一直到深夜。
他尤其记得其中的一次谈话。荷兰德来参加这次经济学研讨会，是急于想知道什么
是经济学的关键问题。（荷兰德说：“如果你想从事跨学科研究，进入其他人的学科领
域，你最起码应该做到的是，要非常认真地面对他们的向题。他们已经耗费了很多时间
来研究这些问题了。”）那天晚上，当他们俩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时，荷兰德很直截了当
地问阿瑟：“布赖恩，经济学的真正问题是什么？”
阿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就像下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荷兰德不解其意。
嗯，阿瑟啜了一口啤酒，琢磨着用什么恰当的词来表述。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他想说
明什么意思。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既简单又封闭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他们能够很快
找出一组、两组或三组行为方式，然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了。他们总是心照不
宣地把经济作用者假设成永远聪明绝顶，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能够立即做出准确无误的最
佳选择。但想想这在下国际象棋时意味着什么。在博弈游戏的数学法则中，有一个定理
告诉你，任何有限的、两人对抗的、结局为零的游戏，比如象棋，都有一个最优化的解，
这就是，有一种选择走棋的方法能够允许执黑子的和执白子的双方棋手都能走出比他们
所做的其他选择更好的棋步。
当然，在现实中，没人知道这个解，也没人知道该如何找到这个解。但经济学家所
谈论的这些理想化的经济作用者却能立刻就找到这个解。当国际象棋一开始，两军对弈，
这两个棋手就能够在脑海中构想出所有的可能性，能够倒推出所有可以逼败对方的可能
的棋着。他们能够一遍遍地反推棋步，一直算计到所有的可能性，然后找到开始布局的
最佳棋步。这样，就没有必要实际去下象棋了。不管是哪一方棋手掌握了理论优势，比
方说是执白子的棋手，反正知道自己总是会赢，就可以立刻宣告胜利。而另一个棋手知
道自己反正总是会输，那就可以立即宣告失败。
“谁这样下国际象棋？”阿瑟问荷兰德。
荷兰德笑了，他完全明白了这有多荒唐。在四十年代，当计算机刚刚出现，计算机
研究人员刚开始设计能够下国际象棋的“智能”程序时，现代信息理论之父，贝尔实验
室的克劳德·申农（Claude Shannon）估算了一下国际象棋棋步的总数。他得出的答案
是，10的120次方，这个数字大得无可比喻。自从大爆炸到现在的时间用微秒计算，也
还没有这么多微秒。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宇宙中也没有这么多的基本粒子。没有任何一种
计算机能够算到所有这些棋步，当然这更不可能是人脑所及的。人类棋手只能根据实际
经验来判断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战略为最佳，就是最伟大的国际象棋高手也得不断探
索棋路，就好像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只能靠一个微弱的灯笼探路而行。当然，
他们的棋路会不断改进。荷兰德自己也是个国际象棋棋手，他知道二十年代的象棋高手
决无可能下赢像加利·卡斯帕洛夫（Gary Kasparov）这样的当代国际象棋大师。但即
便如此，他们也好像只在这个未知世界里前进了几码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荷兰德从根本
上把国际象棋称之为“开放”的系统：它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
没错，阿瑟说。“人们实际上能够预测和采取行动的类型与所谓‘最佳化’相比是
非常局限的，你不得不假设经济作用者比经济学家要聪明得多。”然而，“对最优化的
假设就是我们目前对付经济问题的方法。对日贸易至少和下国际象棋一样复杂，但经济
学家却仍然在那里说：‘假设这是个理性的游戏。’”
所以，他告诉荷兰德，这就是经济学问题的实质之所在。面对并非尽善尽美，但却
十分聪明，不断探索无穷可能性的作用者，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这门科学？
“啊哈！”荷兰德说，每当他弄明白一件事时总爱这么说。国际象棋！现在他理解
了这个比喻。
可能性的无限空间
荷兰德喜欢玩游戏，喜欢玩所有的游戏。他在安·阿泊的近三十年中，每个月都去
玩扑克牌。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在他祖父家看大人们玩纸牌，那时他恨不得长大到也
能坐在桌子旁一块儿玩。上小学一年级时他就从他妈妈那里学会了下棋。他妈妈还是个
桥牌高手。荷兰德全家都热衷于航海，荷兰德和他妈妈经常赛船。荷兰德的父亲是个第
一流的体操运动员，同时热衷于户外活动。荷兰德上初中时练了好几年体操。全家总是
不断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