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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认真把我当作一个青年科学家，而不是一个学生来对待的人。”考夫曼说。但令人悲
伤的是，卡洛没过几年就去世了，那是在1969年。但考夫曼仍然有点把自己看作是他的
事业的继承人。“沃伦一下子就把我带入了那个我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的世界。”
确实如此。在来麻省理工学院之前考夫曼就决定了，毕业后他要弃医从事科学研究。
正是通过卡洛所认识的这群朋友将他真正引入了这个圈子。
他说：“正是由于杰克·考温、布朗·哥德文和其他人，我才于1967年被邀请参加
了我生平第一个科学会议。”这是由英国胚胎学家康拉德·沃丁顿（Conrad
Waddington）召开的一系列理论生物学会议的第三次会议。“在六十年代中期到后期的
那段时间召开的那些会议所做的尝试，正是今天的桑塔费研究所在做的事。”考夫曼说。
“真是太好了。从清晨四点起来抽血、化验大便样本——就是我们所谈论的亲手接触现
实！——我飞往意大利北部科莫湖畔的色贝劳尼别墅。简直是棒透了。那儿到处是令人
惊奇的人。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在这里、雷内·托姆（Rene
Thorn）刚创立了突变论、芝加哥的狄克·刘文廷（Dick Lewontin）在那儿。狄克·莱
文斯（Dick Levins）从芝加哥赶来。刘易斯·沃尔普特（Lewis Wolpert）从伦敦赶来。
这些人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
“我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介绍基因网络中的秩序、细胞类型数等等。报告结束后，
我们走出来，到俯瞰着湖水的阳台上喝咖啡。杰克·考温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来芝加哥
做研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当然愿意！’足有一年半时间我都没顾上问杰
克，我的薪水到底是多少。”
生与死
在阿瑟到达桑塔费研究所第一天的午餐后，他和考夫曼沿着坎杨路上砖坯建成的画
廊，向考夫曼喜爱的水洞散步而去。从那以后的两周之内，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吃午
饭，或只是在一起谈话。
他们经常是边散步边聊天。考夫曼比阿瑟还要喜欢外面的新鲜空气。他少年时代参
加童子军时在塞拉参加过无数次远足和野外露营活动。上大学时他是个劲头十足的滑雪
运动员和登山队员。现在只要有可能他仍然喜欢出门远足。所以考夫曼和阿瑟总是沿着
坎杨路边走边聊，或爬上修道院后面那开阔的山岗。他们坐在山顶上，眺望着桑塔费全
景和连绵起伏的山脉。
阿瑟开始感觉到考夫曼心里似乎有无法言喻的悲伤。有时，在他诙谐幽默、机智巧
妙、充满好奇的谈话中、在他滔滔不绝地讨论他的思想时，他会突然停顿下来，脸上闪
过一丝悲伤。在阿瑟和他的妻子苏珊到达桑塔费不久的一个晚上，阿瑟夫妇和考夫曼夫
妇一块儿出去吃晚饭。考夫曼告诉了他们一个悲伤的故事：那年10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他和丽沙回到家，得知他们十三岁的女儿麦瑞特遭到了车祸，肇事者撞了人后开车逃跑
了，他们的女儿被送到当地医院，伤势非常严重。夫妇俩和儿子爱森马上跑着去了医院，
但到了医院却被告知，麦瑞特十五分钟前已经去世了。
在这件事过去了五年多以后的今天，考夫曼在叙述这件事时已经不至于控制不住自
己了。但那天晚上他却怎么也无法自控。麦瑞特是他最心爱的女儿。“这个灾难简直整
个地把我打垮了。我悲痛万分，简直无法用言词来形容。我们走上楼去，我女儿破碎的
身体躺在一张桌子上，正在冷却。这种悲痛简直无法忍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三口人拥
在一张床上，哭做一团。我女儿的性格易于激动，但她关心他人的天性让我们赞叹不已。
我们都认为她是我们四个人中最优秀的。”
考夫曼接着说：“人们都说，时间能治愈创伤。但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悲
伤不那么经常爆发了。”
当他们沿路散步，攀爬修道院周围的山坡时，阿瑟情不自禁地被考夫曼关于秩序和
自组织的概念所吸引住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考夫曼用“秩序”这个词时，明显
和阿瑟所用的“杂乱”是同一回事——也就是涌现，即，复杂性系统永不停息地把自己
组织成各种形态的趋向。但是当时，考夫曼用了一个恰好相反的词却并不令人感到吃惊。
他正好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得出这个概念的。阿瑟谈论“混乱”，是因为他是从冰
封而抽象的经济均衡的世界入手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认为市场规律像物理学规律一
样可以精确地决定一切。考夫曼谈论“秩序”，是因为他是从杂乱而偶然的达尔文世界
入手的。在达尔文的世界里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只有意外事件和自然选择。虽然他们是
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的，但基本上却达到了一个同样的位置。
考夫曼同样也被阿瑟的报酬递增率概念所吸引、所困惑了。“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
个概念在经济学上还是新的，而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和正反馈打交道。”他花了
很长时间才弄明白新古典经济学世界的观点有多么停滞僵化。
但使他更感兴趣的是，阿瑟开始问他另一个正引他入迷的经济学问题：技术变迁。
往轻了说，这个问题也早已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政治议题。你可以从任何一份你随手翻阅
的报纸或杂志上感受到这种潜在的焦虑：美国还有竞争能力吗？我们是怎样丧失了神话
般的美国创造力、丧失了老一辈美国佬的技能的？日本人是不是会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地
把我们挤出局？
这都是些切入要害的问题。关键是，正如阿瑟向考夫曼解释的那样，经济学家回答
不了这些问题，起码从最基本的理论上，经济学对此无解。技术发展的整个动力就像是
一个黑匣子。“直到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前，大家在意识上仍然认为，技术只是随机地从
天而降的，人类是根据天书的蓝图出现了生产钢铁、制造硅片、或产生其它任何这类东
西的技术。这些技术由托马斯·爱迪森这样的聪明人发明出来。这些聪明人躺在浴盆里
时灵感从天而至，所以就能在上天绘制的蓝图上加上一页。”其实严格地说，技术根本
就不属于经济学范畴。技术是外来的，被非经济的进程神奇地分娩出来的。最近，人们
做了大量的研究，用模拟来证明技术是内在孕育而生的，这意味着，技术是由经济系统
内部产生的。但这通常意味着技术是研究和发展投资的结果，几乎就像一件商品一样。
虽然阿瑟认为这个观点包含了一定的真相，但他仍然不认为这是事情的本质。
他对考夫曼说，当你观察与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的经济历史时，你会发现，技术完
全不像一件商品，而更像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生态系统。“特别是，技术发明绝少是在真
空中产生。比如说，激光打印机基本上是静电印刷机，就是一个激光装置和计算机线路
来告诉静电滚筒在哪儿印刷。所以，只有当我们有了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和静电复印
技术后，激光打印机才有可能被发明出来。但也是只有人们需要精巧、高速的打印机，
激光打印机才会被发明出来。”
总之，技术形成了一个高度相互关联的网，或用考夫曼的话来说，是一个网络。更
有甚者，这些技术之网具有高度的动力，并且很不稳定。技术似乎可以像生物一样发展
演化，就像激光打印机产生了桌面排印系统软件，而桌面排印系统软件又为图形处理程
序打开了一个天地。阿瑟说：“技术A、B和C也许会引发技术D的可能性，并依此类推下
去。这样就形成了可能性技术之网，多种技术在这张网中相互全面渗透，共同发展，产
生出越来越多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就这样，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且，这些技术之网就像生物生态系统一样会经历演化创造的爆发期和大面积的灭
绝期。比方说，汽车这样的新技术取代了以马代步的旧技术，而随着以马代步方式的消
逝，铁匠铺、快速马车、水槽、马厩、养马人等也消失了，依存于以马代步方式的整个
技术子系统突然就崩溃了，就像经济学家约索夫·熊彼得曾经称为“毁灭的飓风”那样。
随着汽车的出现，铺设完好的道路、加油站、快餐厅、汽车旅店、交通法院、交通警察
和交通指示灯也纷纷出现了。新的商品和新的服务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