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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所以他的模拟越做越大。他一直跟踪了解，随着网络模拟规模越来越大，到底
会出现多少状态的循环。当他做到对包含四百至五百个基因的网络进行模拟这一步时，
他得出的结论是，循环的次数大致相当于网络内基因数的平方根。同时，他还利用课余
时间到医学院的图书馆去翻阅大量难懂的参考资料，寻找真正生物体的比较性数据。为
此他费尽了周折，但总算有了结果：生物体中细胞类型的数额确实大致相当于该生物体
中基因数的平方根。
事情就这样进行着。“见鬼，我真的成功了！”考夫曼说。这是他经历的最辉煌的
一件事。当医学院二年级结束时，他花在计算机上的费用已经累计到好几百美元了。但
他毫不痛惜地付清了这笔费用。
1966年，在医学院三年级开学的时候，考夫曼写了一封信给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生
理学家沃伦·卡洛（WarrenMcCulloch），向他解释他在基因网络方面所做的研究，并
问他是否感兴趣。
考夫曼承认，写这封信有些鲁莽。卡洛本人最初也是医学博士，是神经生物学方面
的巨子之一，更别说他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思维哲学方面的贡献了。在过去的二
十年间，他和他忠实的追随者们研究发现了思想的内含意义，最初发表于1943年的研究
结果是他和十八岁的数学家沃尔特·匹茨（Walter Pitts）合写的论文，题目是“内在
神经活动之逻辑微积分”。在那篇论文中，卡洛和彼兹宣称，大脑可以被模拟成逻辑运
行的网络，比如“和”、“或”、“不是”等等。在当时，往轻了说，这也是一个革命
性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卡洛－匹茨的模型不仅是现在被称之为神经网络的第一
个例证，而且也是将大脑活动当作一个信息处理形式来认识的最初尝试——正是这一认
识激发了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的诞生。他们的模型首先指出，非常简单的逻辑通道之
网能够产生极其复杂的计算结果。这一发现很快就被普遍地运用到计算机理论中了。
但不管卡洛是不是一个科学巨子，考夫曼觉得他是唯一能够分享他的研究成果的科
学家。“卡洛是我知道的唯一的一个在神经网络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的人。而且我很清楚，
基因网络和神经网络基本上是一回事。”他说。
另外，考夫曼到了这个阶段非常需要外界的一点儿支持。医学院的教育对他来说是
喜忧参半。在医学院他当然获得了他作为一个牛津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迫切需要的“事
实”，但这些事实却不可能给他提供更深层的结果。“当时我必须按别人说的来做我应
该做的事，这使我内心非常焦躁。在医学院，一个人要做的是掌握事实、掌握诊断法、
吸取诊断智慧的精华，然后准确无误地完成整个诊断过程。虽然诊病的过程给我带来了
愉悦，但却缺乏我所追求的完美。这不像在探寻造物主的奥秘。”
同时，考夫曼的教授对他探寻基因网络之美颇为不满。“读医学院最为意味深长的
事之一就是苦役折磨。”考夫曼说。昼夜值班和没完没了的要求——“目的就在于让你
清楚地明白病人至上的道理。你得凌晨四点半起床，开始做你必须做的事。对此我倒一
点儿都不介意。但医学院的有些教员自认为自己是医院的卫士，他们认为如果你做为医
生没有一种应有的态度，你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
考夫曼尤其记得他读大学一年级期间的一位外科教授：“他认为我的思想总是溜号。
他倒也没错，我记得他告诉我，哪怕我期终考试得了A，他也会给我的总成绩评D。我记
得我期终考试得了B，但他仍然给我评了个D。”
“所以你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脾气古怪。闷闷不乐，外科得了个D。
这对我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我是马歇尔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学业上一直出类拔萃。而
在医学院我却是挣扎度日，我的外科教授告诉我，我是一个多么悲惨的失败者。”
事实上，他在医学院生活的唯一的光明面是他与一个意大利裔美国纽约姑娘伊丽沙
白·安·卞奇结了婚。她是艺术系的研究生，考夫曼在牛津遇到她时，她还是个大学生，
来欧洲旅行。“我当时正为她撑着一扇拉开的门，心想，嗬，这真是个漂亮的女孩儿。
从此我就总是为她撑着门了。”但就连她也怀疑他做的基因网络研究。“丽沙比我要实
际得多了。她对医学兴趣非常大，和我一起去上解剖学课程和其它很多医学课程。但对
我的基因网络研究，她的反应是：‘挺不错的，但这是真的吗？’对她来说，这网络太
虚幻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中，考夫曼收到了卡洛的回信：“整个剑桥都为你的研究所激
动。”他写到。考夫曼回忆这些时笑了起来。“我一年以后才搞明白，沃伦说这话的意
思是，他读了我寄给他的信，认为这很有意思。”
但是当时，卡洛的回信让他又激动又惊讶。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结果。他胆
壮了起来，回了一封信，解释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鼓励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走出校
门到别处去实习三个月。他问他是否能利用这段时间来麻省理工学院，和卡洛一起做研
究？
卡洛回信说，当然可以。而且考夫曼和丽沙这段时间可以住在他家。
他们立刻就接受了邀请。考夫曼永远也忘不了他第一次见到卡洛的情形：那是在一
个冬夜，大约九点钟左右，他和丽沙开着车在黑暗而陌生的马萨诸塞州剑桥街道上转来
绕去。他们穿越过整个美国开到这儿，却完全迷了路。“这时他们看见留着长老般胡须
的沃伦隐约出现在迷雾中，把我们迎接到他的家里。”沃伦的妻子鲁克端出了奶酪和茶
水来款待筋疲力尽的客人，卡洛打电话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小组的第一号人物马
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说：“考夫曼来了。”
卡洛是个虔诚的教友派教徒，也是个体贴而又迷人的主人。他高深莫测又奔放不羁，
心灵自由地驰跃在广阔的知识天地，以无穷的热情探索思想的内在活动。他行文古风颇
健，文章旁征博引，充满了从莎士比亚到圣·伯纳芬图拉（Saint Bonaventura，十三
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的至理名言。然后给文章取名为：《幻想从何而来？》、《思维为
何存在于头脑之中？》和《穿越玄学家的洞穴》。他喜欢猜谜、喜欢敏捷巧妙的对话。
他是世界上少数能说得过考夫曼的人之一。
考夫曼说：“沃伦常常会把你拖入一个冗长的谈话之中。”曾经住在卡洛家里的学
生讲过如何为了避免被卡洛拖入冗长的谈话而从楼上的卧室越窗而逃的故事。卡洛常常
会跟在考夫曼后面一起进入浴室，在考夫曼淋浴时，他就放下马桶坐圈，趁着考夫曼忙
着把肥皂沫从耳朵里清洗出来时，坐在马桶上愉快地大谈网络及其各种逻辑功能。
然而最重要的是，卡洛成了考夫曼的良师、引路人和朋友，就像对待他的所有学生
一样。当他了解到考夫曼来麻省理工学院的目的是要在计算机上做庞大的计算机模拟，
从而获取关于网络行为表现的详细统计信息时，他把考夫曼介绍给了明斯基和明斯基的
同事西摩·派珀特（SeymourPapert），他们安排考夫曼在当时被称为“MAC计划”的高
功能计算机上进行他的模拟。“MAC计划”的意思是机器辅助认知（Machine－Aided
Cognition。MAC是取每个词的头一个字母的缩写）。卡洛又安排了一个在计算机编码方
面比他懂得多得多的本科生来帮助考夫曼编写程序。最终他们做了上千个基因的计算机
模拟。
同时，卡洛还把考夫曼介绍给了虽小但却十分热情的理论生物学界。正是在卡洛的
起居室里，考夫曼见到了神经生理学家杰克·考温。杰克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
为卡洛当研究助手，现在刚接受恢复芝加哥大学理论生物学小组的委托。正是在卡洛的
办公室里，考夫曼见到了英格兰萨塞克斯大学的布朗·哥德文（Brian Goodwin），从
此和他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沃伦就像我的高中老师弗莱德·托德一样。他是第一
个认真把我当作一个青年科学家，而不是一个学生来对待的人。”考夫曼说。但令人悲
伤的是，卡洛没过几年就去世了，那是在1969年。但考夫曼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