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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的关于报酬递增率的讨论“不是经济学”。在学术讨论会上，很多听众十分愤怒：
你竟敢说经济不是均衡的！这些猛烈的攻势使阿瑟深深领教了挫败感。他显然需要同盟
者，需要能够敞开思想、听他说话的人。这个愿望和他所有想回家的念头一起，成为他
重返柏克莱的理由。
所以他们就都坐在学部的俱乐部里吃三明治。汤姆·罗森堡（Tom Rothenberg），
曾经教过他的教授之一，就免不了问他这样的问题：“告诉我，布赖恩，你这一向都在
研究些什么？”“报酬递增率。”阿瑟给了他一个短促的回答，作为这个话题的开头。
经济系主任阿·菲什洛（Al Fishlow）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但据我们所知，报酬递增率并不存在。”
“而且，即使它存在，我们也不得不宣布它不合法。”罗森堡笑嘻嘻地抢过来说。
然后他们就都笑了，并不是恶意的，只是自己人之间开个玩笑。这只是件无关紧要
的小事。但这笑声不知怎地却整个儿粉碎了阿瑟虚幻的期望。他呆坐在那儿，在这一打
击下噤不能言。这是两位他最敬重的经济学家，但他们根本不听他说话。阿瑟突然感到
自己既天真又愚蠢，像一个因为知之甚少，所以才会相信报酬递增率的雏鸡。柏克莱之
行粉碎了他最后的希望。
在接下来的午餐中，他几乎再没有注意到别的事情。当午餐结束，大家礼貌地互告
再见以后，他钻进他那部老旧的富豪车，经海湾大桥开回了旧金山市。他在第一个出口
下道，驶往英巴卡德罗，在他看到的第一家酒店门口停了下来。他走进了这家酒店，在
四周点缀着蕨类植物的环境中开始认真地考虑是否要整个儿地放弃经济学。
当他差不多快喝完第二杯啤酒的时候，他发现这家酒店已经开始变得非常嘈杂了。
那些雅皮士们正来到这儿大举庆祝爱尔兰守护神的节日。嗯，也许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在这里坐下去肯定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他站起来，走出了门，钻进他的车里。濛濛细
雨仍在不停地下着。
他在佩罗·阿尔脱的家，是旧金山市南三十五英里处靠近斯坦福的一所郊区公寓。
当他终于将车开进家门前的车道时，已经是日落时分了。他肯定是弄出了一些响声，他
的妻子苏珊打开了前门，看着他穿越草坪：这是一个瘦长的、头发过早灰白的男人，看
上去衣衫不整，极其疲惫厌倦，一如他目前的心情。
“嗨，柏克莱之行怎么样？他们喜欢你的主张吗？”她站在门口问。
“糟糕透了。没人相信报酬递增率。”阿瑟答。
苏珊·阿瑟以前已经见过她的丈夫从学术论战中惨败而归的情景。“嗯，我猜如果
每个人一开始就都相信它，那就不会是一场革命了，是吗？”她尽力找安慰的话来说。
阿瑟看着她，在那一天里第二次被震得哑口无言。旋即他就无法自控地大笑了起来。
一个科学家的教育
布赖恩·阿瑟操着贝尔法斯特人特有的柔软的升调说，在贝尔法斯特，当你做为一
个天主教徒长大以后，一种叛逆的精神自然而然地在你的性格中形成了。这并不是因为
他确切地感到过被压迫。他父亲是个银行经理，他的家庭是个地道的中产阶级家庭。他
亲身被卷入的唯一的一起宗派事件发生在一个下午，当他穿着教会学校的校服往家走的
时候，一伙信基督教的男孩子向他扔砖头和石块。有一块砖头击中了他的前额。（当时
前额上的血流进了他的双眼，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狠狠把那块砖头扔了回去。）可
他并不认为基督教徒真的就是魔鬼。他的母亲就曾经是基督教徒，与他父亲结婚后改信
天主教。他也从来没感到自己特别具有政治色彩。他的兴趣更倾向于思想和哲学。
然而，叛逆的精神却仍然像是从空气中渗入了他的性格。“爱尔兰文化并不教你去
领导，而是教你暗中破坏。”他说。看看爱尔兰人都崇拜些什么人：沃尔夫·托恩、罗
伯特·埃米特、丹尼尔·奥康纳尔、佩德雷克·珀斯。“所有的爱尔兰英雄都是革命者。
而最高形式的英雄主义是领导一个绝无希望取得胜利的革命，然后在你被绞死的前夜，
在审判席上发表你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
“在爱尔兰，服从权威的号召从来就不起作用。”
他说，正是爱尔兰人的反叛特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贝
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具有极为轻蔑知识分子的倾向。所以嘛，他自己当然就偏要成为一
个知识分子。事实上，他记得早在四岁时，在他远不知道何为科学家之前，就想当一个
“科学家”了。只因为当一个科学家的想法有着妙不可言的诱惑力和神秘感。但是，如
果年轻的布赖恩仅仅只有这样的想法，而没有这样的决心，也是当不成科学家的。他在
学校读书时，从一开始学工程、物理和严格的数学起就投入了进去。1966年，他在贝尔
法斯特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in Belfast）获得了机电工程专业的头等奖。
他母亲说：“啊，我想你最终会在哪儿当个小教授的。”其实他母亲很为他感到骄傲。
在这个家族里她这一辈的人当中还没有人读到过大学呢。
1966年，这同样的决心又引他跨过了爱尔兰海峡，来到了英格兰的兰卡斯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开始攻读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这门数
学性非常强的研究生课程——这门工科课程基本上是一套计算技巧，计算如何让一个工
厂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计算如何保持对一架遭到意外打击的战斗机的控制。
“那时，英国的工业状况很糟糕。我想，也许我们能用科学重组工业，解决眼下的问
题。”阿瑟说。
1967年，当他发现兰卡斯特大学的教授们全都愚蠢、堕落到令他难以忍受——“有
一个爱尔兰人来我们系不错嘛，这给我们增加了点儿色彩。”阿瑟尽力模仿着乏味而势
利眼的英国人的腔调说——他离开了那儿，去了美国安·阿泊的密执安大学。阿瑟说：
“我一踏足美国就感到像回到了家。那是六十年代，那儿的人很开放，文化也很开放，
美国的科学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美国，好像一切都是可能的。”
但不幸的是，在安·阿泊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就是，那个地方不直接通向阿瑟
喜爱的山和海。所以从1969年秋季开始，阿瑟转学到柏克莱做博士学位。为了获取支撑
他读完学业的钱，他在转入柏克莱之前的夏天，向世界上最优秀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之
一，麦肯锡公司（McKinsey）申请了一份暑期工作。
他的运气好得不可思议。阿瑟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他有多么幸运。人们你争我抢地想
受雇于麦肯锡公司，而公司却看中了他的运筹学背景和他懂德语。他们需要派人到杜塞
尔道夫分公司去工作，问他是否有兴趣。
他有兴趣吗？这是阿瑟一生的黄金机遇。他上一次去德国时，干的是一份每小时七
十五美分的暑期蓝领工作，这次他又到了德国，才二十三岁，去指教巴斯夫（BASF）的
董事会成员们如何解决石油部门和煤气部门的问题，或如何经营价值几亿美元的化肥公
司。“我从中得知，最上层的管理其实就像最下层的管理一样简单。”他笑着说。
但麦肯锡不仅仅只是为他个人镀了一层金。麦肯锡基本上是个出售当代美国管理技
术的公司（这个概念在1969年听起来并不像十五年后听起来那么奇怪）。阿瑟说：“当
时欧洲公司的特点是，每个大公司都拥有上百个下属分支。他们甚至搞不清自己都拥有
些什么。”阿瑟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深入到这一类混乱无序的问题之中去，获取形成这
些问题的第一手资料。“麦肯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他们并不是在兜售理论，也不是在
兜售什么时髦的玩艺儿。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完全卷入到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就生活
于其中，切身地感受它。麦肯锡派出的班子通常会在一家公司一呆就是五六个月，甚至
更长时间，研究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直到把其中的模式摸得一清二
楚为止。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都围坐到办公桌边，有人就会说：‘这事肯定会是这样的，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另一个人就会说：‘如果这事是这样的，那么那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