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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单。大家对很多想法做了详尽的讨论。一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坐在会议桌远端靠
会议室后墙的鲍勃·亚当斯才犹犹豫豫地举起了手。
顺便说一下，他说。他最近在纽约参加罗素·赛奇基金会的董事会议。这个基金会
为社会学研究出过不少资。在会议期间，他和新上任的花旗银行总裁约翰·里德
（JohnReed）交谈过。亚当斯说，里德是个很有趣的家伙，刚四十七岁，是美国最年轻
的企业主管。他在阿根廷和巴西长大，其父曾在那儿当企业主管。他在华盛顿和杰弗逊
大学拿了一个文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拿了一个冶金学学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的斯隆
商学院拿了商学硕士学位，科学知识十分广博。在罗素·赛奇基金会董事会议上，他显
得十分愿意和学术界人物交流思想。
不管怎样吧，在喝咖啡时他和里德谈起了桑塔费研究所的事，亚当斯尽力向他做了
解释。里德非常感兴趣。他当然没有一亿美元可以给他们。但他想知道研究所能否帮助
他了解世界经济。里德说，当面临世界金融市场的问题时，那些职业经济学家就只能编
造童话故事了。花旗银行在里德的前任奥尔特·韦斯顿（Walter Wriston）手下陷入了
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花旗银行一年中损失了十亿美元，还有一百三十亿美元的巨款也许
永远收不回来了。银行雇佣的经济学家不但没能预测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甚至他们的建
议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所以里德认为，也许需要一个全新的对经济学的认识。他问亚当斯，桑塔费研究所
是否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兴趣。里德说他甚至愿意亲自来桑塔费谈谈这个问题。你们怎么
认为？
潘恩斯说，亚当斯的话音刚落，“对这个提议我只考虑了一瞬间，立刻就说：‘这
个主意太好了！’”考温随即响应。“把他叫到这里来。”他说。“我去筹集所需花
费。”盖尔曼和其他人也纷纷插话表示赞成这个主意。但在座的人心里都清楚，现在把
经济学当作复杂系统来研究，至少提前了二十年。考温说：“这项研究几乎难以界定学
科界限。它涉及人类行为。”但，见鬼去吧，研究所的事照目前这个速度进展，他们已
经没有对任何人说不字的余地了。这事值得一试。
菲尔·安德森在电话上说，戴维（潘恩斯），确实，他（里德）对经济学很感兴趣。
经济学其实是他的一大嗜好。没错，与里德的会谈听起来很有趣。但戴维，我来不了。
我太忙了。
潘恩斯极力游说。他知道安德森不喜欢旅行，于是就说，但是菲尔，如果你把事情
安排好的话，你可以搭乘里德的私人飞机来，还可以带你夫人一起来。你们俩可以一起
享受一下搭乘私人飞机的乐趣。那真是妙极了。那些飞机直接把你送往目的地，从家里
出门到跨进这儿的门，可以省你六个小时的时间。这也给了你一个认识约翰的机会。你
可以和他谈谈研究项目，可以……
好吧，安德森说，好吧。我来。
所以，1986年8月6日，星期三傍晚，安德森和他夫人乔艾思登上了花旗银行的专机
飞往桑塔费。嗯，安德森不得不承认它确实飞得很快，但也很冷。花旗银行的飞机爬上
了五万米高空，远远高于一般商用飞机的飞行高度。但机舱里的暖气却好像对付不了严
寒，乔艾思·安德森缩在机舱后面的一块毛毯下面。安德森坐在前排和里德、以及他的
三个助手，布朗·奈夫（Byron Knief）、尤金尼亚·辛格（Eugenia Singer）和维克
多·麦内泽斯（Victor Menezes）谈论着经济学。一同前往的还有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
卡尔·凯森（Carl Kaysen）。此人主持过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现在是罗素·赛奇基
金会和桑塔费研究所董事会的董事。
安德森发现里德很像亚当斯所形容的那样：聪明、直率、善言。在纽约，他因集体
解雇职员而恶名远扬。但安德森发现，在私下交往中他是一个随和而不装腔作势的人，
一个喜欢在和人聊天时把一条腿翘到椅子扶手上的企业主管。他显然没有被诺贝尔奖得
主给唬住。他说他其实早就希望有这样一个会面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喜欢罗素·
赛奇基金会董事会议，喜欢其它学术机构董事会议的原因。“这种事对我来说十分有趣。
这给了我和学术知识界人物交谈的机会。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我的日常工作大不相同。
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使我受益匪浅。”里德回忆说，去桑塔费必须考虑怎样对一群
专家学者解释清楚地个人对世界经济的偏颇看法，这使他感到非常兴奋。“这与你对着
一群银行家讲话显然完全不同。”
对安德森来说，桑塔费之行是关于物理学、经济学和变幻莫测的全球资本流动的一
场绝妙的漫谈。他还发现里德的一个助手不只是旁听而已。穿着好几件毛衣仍然在发抖
的尤金尼亚·辛格为里德做了一个对计量经济模型的调查，她这次来是要就这个调查做
一个报告。这些计量经济模型包括联邦储备银行、日本银行和其他银行采用的大型计算
机对世界经济的模拟。安德森立刻就喜欢她了。
辛格颤抖不已并不是因为机舱里太冷。“我是被约翰要我做的事吓坏了！”她笑道。
她除了一张数学统计的硕士学位之外一无所有，尤其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而约翰
竟要我来对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们做报告！说得客气点，我觉得我在技术上根本不具
备这个资格。”
“这是我第一次对约翰给我下达的任务说不字。但他却轻描淡写、事不关己地说：
‘哎，尤金尼亚，你会做好这件事的。在这方面你知道的比他们多。’”所以她就来了。
事实证明里德是对的。
由亚当斯和考温共同主持的会议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在距桑塔费以北十英里处的一个
旅游牧场召开，只有十几个人参加。与会者中包括考温的老朋友杰里·盖斯特
（JerryGeist）。他是新墨西哥公共服务公司的主席，这个会议的资助者。这次会议并
不着意于科学交流。而是一场阐述和澄明，各方都极力想说服对方，让对方做自己非常
希望对方做的事。
里德首先发言。他带来了一叠投影用的透明薄膜片。他说，他的问题基本上是他深
陷于一种蔑视经济分析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现存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基于这之上的
计算机模型根本就无法在他面对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时向他提供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有
些这类的计算机模型极其复杂。其中一个尤金尼亚待会儿会向各位详细描述。这个计算
机模型有四千五百个方程式和六千个变量。但没有一个模型能够真正对付得了社会和政
治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变量。大多数模型都假设操作者会用手工输入利
率、汇率和其他这类的变量，而这些恰恰是一个银行家期望经济模型能预测到的变量。
几乎所有这些经济模型都倾向于假设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远离静止不变的经济均衡，而事
实上这个世界经常由于经济突变和骚乱而动荡不安。总之，巨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
给予里德和他的同僚们的，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凭直觉判断的要多。其结果也许都是想象
出来的。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以1979年卡特总统任命保罗·弗尔克（Paul Volker）为联邦储
备局局长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动荡。里德解释说，这场经济动荡始于四十年代。当时各国
政府都挣扎在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经济恶果和其间的一次西方经济大萧条之中。在这种
困境之中，各国政府纷纷认识到，世界经济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赖于各国之
间的合作。这种共识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中表现
得最为突出。各国在新政之下纷纷放弃了以前的孤立主义政策和保护主义政策，开始转
向同意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这样的国际组织来运作。结果非常
成功。从金融上来说，世界经济起码持续了二十五年的稳定发展。
但到了七十年代，1973年和1979年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尼克松政府让美元在国际
货币市场自由浮动的政策、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蔓延肆虐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
—这一切导致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资金开始以越来越快
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