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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那些年长的、较为明智的白宫领导人终于被迫接受了铁的事实。苏联的核炸弹以
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为“约－1号”。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就此拉开了帷幕。
考温说，事情就是这样。不，他并不想对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说抱歉。但反省那些
年他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在他看来，科学界集体放弃了对自己所做的事应该负有的
责任。
科学家当然不是从头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1945年，一些参与了芝加哥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发起了一场请愿，要求政府在无人居住
的岛屿上试爆原子弹，不要往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后来，在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扔下原子弹，致使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许多参与核武器研制计划的科学家开始形成了各
种政治运动组织，游说政府对核武器的使用采取尽可能严格的控制——民间控制，而不
是军事控制。那些年出现了《原子科学家期刊》（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这是一份专门刊登关于原子武器这种新形式的战争力量对社会与政治的
影响的讨论的杂志。还出现了考温也参加的原子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现在改称为美国科学家联盟（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Scientists）这样的政治运动组织。“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去华盛顿陈述
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很认真的对待。”考温说。“在四十年代，当原子弹出现以后，物
理学家被当成了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与麦克马洪议案（McMahon bill）的起草，与由此
而创立的原子能源委员会（the Atomic Energymission）、以及将原子能源置于民
间控制之下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完全得到科学家应有的支持。”考温说。1946年7月，在
麦克马洪议案被通过之后，科学家的这些活动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他说，这也许是不
可避免的。科学的文化与政治的文化不是很兼容。“去华盛顿提意见的科学家离开那儿
的时候几乎都嚷受不了。”他说。“政治对他们是完全陌生的。科学家希望政策的制定
要以逻辑和科学实验的事实为依据，但那也许只是虚幻之想。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科学研究人员很乐意地返回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了，把战争留给了将军们来对付，把政治
留给了政治家来处理。”考温说，在这样做的同时，科学家们失去了一个施加自己的影
响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他们也许再也不会有了。
考温并没有为自己返回实验室的做法开脱，尽管实际上他比大多数人都更多地参与
社会与政治活动。比如1954年，在麦卡锡（McCarthy）的反共政治迫害闹得最猖撅的时
候，他成为罗沙拉莫斯科学家协会的主席，并与原子能源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施特劳斯
频繁见面。当时麦卡锡这位来自威斯康星的议员正在尽力让每一个美国人相信，他们的
国家已经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分子。考温和他的同事们则抗议以反共为名的政治迫害，呼
吁更大的信息自由，减少实验室的信息保密。他们还尽力为曼哈顿计划的前主任罗伯特
·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辩护——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罗伯特·
奥本海默甚至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理由是，他也许和曾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共产党会议
的一些人有牵连。
随着考温在贝瑟小组的工作（他在那儿工作了差不多三十年），他开始认识到，华
盛顿是怎样的一个头脑简单的地方，头脑简单到让人心烦。他说，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
日子里，美国从战前的孤立主义政策中脱颖而出，清醒地认识到军事力量之至关重要。
但在接受这一教训之后，所有的官员除了发展军事力量之外就不再顾及其他事情了。他
们的观点是，你必须抓住关键。“可我当时却觉得权力就像一个交响乐团，而我们有太
多的人却只会拉大提琴。”
事实上，考温当时很沮丧地意识到，苏联人远比华盛顿懂得权力的复杂和声。“苏
联人好像非常重视权力的知识感召力、以及权力在情感和思想意识层面上的内容。当时
我认为他们很重视权力的科学性。事实证明，我们以为他们只有十英尺高，但其实他们
并不止十英尺高。当然我是从俄国人的视角和我们的视角的比较来看问题的。他们玩权
力就好像是在下一盘大棋，下出多着棋，而我们玩权力好像是在做某种只有单一衡量标
准的游戏。”
考温说，有一度他甚至怀疑，这是科学家没有能尽到自己的责任的另一个领域。
“虽然那时我的意识不如现在这样清晰，但我感到，科学家应该能够用更加全面的眼光
来看待战后世界的本质。”但事实却是，他们没做到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他自己也没
能够这样做，因为那还不是时候。自1949年8月苏联人爆炸了“约－1号”原子弹后，罗
沙拉莫斯开足马力投入了研制威力更大的热核武器：氢弹。尔后，在1952年秋天，当第
一颗氢弹实验成功后，罗沙拉莫斯的实验室继续全速前进，研制更小、更轻、更可靠、
更易于操作的氢弹。考温说，在朝鲜战争和与苏联在欧洲持续对抗的背景下，“大家都
觉得，核武器在权力竞争中起着使天平倾倒向哪一边的作用。核武器的研制因此变成了
一项极端重要的使命。”
最重要的是，考温在罗沙拉莫斯越来越多地承担了管理上的责任。工作的繁重，使
他没有太多时间从事科学工作。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从事科学实验的时间减少到只
能利用周末。“所以我在科学工作上没有太大的成就。”他不无感伤地说。
但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1982年，当考温从罗沙拉莫斯研究中心主任的
位置上退下来，并接受了白宫科学顾问委员会（the White House Science Council）
顾问一职以后，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就完全占领了他的脑海，他甚至预见到科学家获得第
二次机会的可能。
如果没有别的例子可以说明的话，那么，考温参加的白宫科学顾问委员的会议让考
温生动地回忆起为什么1949年那些研究人员们会如此渴望逃回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他
和他的同僚们正襟危坐于会议室：一群威严的科学家围坐在华盛顿新行政办公大楼的会
议桌前，由总统科学顾问乔治（杰伊）·凯华兹［George（Jay）Keyworth II」提出一
系列的问题，征求各位的评述。乔治是前一年被提升到总统科学顾问这个位置上的。在
这之前，他是罗沙拉莫斯的年轻的部门主持人，在考温手下工作。考温不得不对自己承
认，他对所提出的问题无从评述。
考温说：“那时对艾滋病的议论还不多，但大家已经感觉到一种突然而至的警觉。
艾滋病是每次会议的一个议题。便坦白地说，对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困惑。”
艾滋病是关于公众健康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于道德的问题？它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当时对此的解释还不是很明确。
“另一个议题是关于有人操纵的太空飞行与无人操纵的太空探险的争论。他们听说
议会不打算投票通过无人操纵太空探险的方案。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这与其说是
个科学问题，还不如说更是个政治问题。”
然后就是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战略防务提案。这是一个用基于太空的盾，来保
护美国免受大规模核导弹袭击的设想。但这在技术上可行吗？实施起来会不会导致美国
经济走向崩溃呢？即使星球大战计划能够被实施，但这样做明智吗？这样做难道不会动
摇权力均衡的现状，而导致世界进入新的一轮毁灭性的军备竞赛？
还有核电的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呢？在核反应堆熔化的危险和处理核垃圾的困难，
与确凿无疑是由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温室效应之间，你又该如何平衡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没完没了。考温发现这段时间的经历令人非常沮丧。他说：“这些
在科学、政策、经济、环境，甚至宗教和道德方面有着相互关联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具
挑战意味的教训。”然而他发现自己无能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来。美国科学顾问委
员会的其他学者型顾问好像也提不出太好的意见来。他们又怎么能提得出来呢？这些问
题只有具有很广泛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