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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但也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事件。莫说一百万，即便是数万或数千元就让你乖乖就范的事，在现实生活中也绝非“个别”。金钱使人性张扬又把人变得像毛毛虫一般黯淡无光。尊严，在拜金主义者那里已一文不值；良知，在贪婪者面前已全然变质。今年三月八日被处决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就是这样的贪婪者，他每月受贿三十三万元，每天所得赃款一万余元，相当于普通城镇居民和乡村教师两年的收入。一天等于两年。
每天所得赃款万余元的胡长清倒下了，但每年所得赃款数万元的千千万万个胡长清呢？严峻的事实不得不使人们深思：反贪的举措对腐败大案虽有震慑和遏制之力，但对不动声色的小案是否有其助长之势？由此而形成了一种“不拿白不拿”的官场风气，这种风气自然又污染着民间。于是由拜金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危机症候全部显露，溃烂的文化蝼蚁般爬满了铜臭，诗人里尔克当年经历过的物对心、肉对灵的残酷挤压，我们今天正在亲历。“灵魂已风一般地归于寂静”，疯长的物欲像猛烈的飓风，将大地上的心灵之树神灵之花连根拔掉，千古积淀的精神关怀濒于破灭，几乎荡然无存。
商品这只巨手魔力无边，轻轻一挥就解放了被物欲匮乏所囿的身体们。市场是身体的乐园，金钱是合法的乐园之王。这里没有禁忌，所有禁忌的职业都由金钱开道获得了特别的营业执照。这里不谈爱情，道德和良知是隔世的传说，理想和信念是欺世的神话。这里只有一个游戏规则：钱与物与身体的公平交易。
2
西晋南阳有一位终身不仕的鲁褒，有感于当时社会上上下下爱钱如命，直弄得“纲纪太坏，货赂公行”，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此作虽难寻原文，但在《晋书·鲁褒传》中看到，《钱神论》以话体形式突出綦毋先生和司空公子对金钱的不同态度。綦毋先生是安贫乐道的读书人；富贵在身的司空公子则是一个拜金狂，对金钱尊崇得五体投地。司空公子的话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爱钱贪鄙的习俗：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
真是写尽了金钱成为主宰，生杀予夺而一往无前的神威。“凡今之人，唯钱而已”，这大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指出金钱对人的异化的文字。鲁论一出，“疾时者共传其文”，叫钱为“孔方兄”即从此流传。
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雅典的泰门》，则更深刻地揭露了金钱的罪恶。剧中主人公泰门是一战功显著的豪门巨富，他乐善好施，朋友们在他的酒宴上寻欢作乐，告贷者无不求一得十。在他的施舍下，贫者变富，沦为罪囚者亦得以脱厄致富。但就在这一片颂扬声中，泰门意外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为解一时之急，他派出仆人四处告贷，但往昔的受恩之人，无不拒而远之，分文不与。这真是匪夷所思，但对人们金钱关系的揭露却别有深意在其中。后来当他挖掘树根为食却挖出了黄金时，经历过世态炎凉的泰门终于有了以下的说白：
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灰白色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来，该死的土块（金子），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我倒要让你去施展一下你的神通。
结果，泰门把他挖出的金子送给它能为害人群的一切地方，把对人们金钱关系的憎恨发泄到极致。
鲁褒距我们已有一千六百余年，莎翁也离我们长达四个世纪了，但他们的思想对当下现实仍有着犀利的穿透力。今天，被金钱膨胀起来的欲望摧毁了文化千古化育的价值生态，一切都被纳入现行的商业秩序。贪赃、造假者，告密人，白痴，只要提供金钱和色相，就可因此而得福、得利，受到重用，扶摇直上。我们面对的现实，除了金钱和欲望之外，还有什么？正如费洛姆所说：“世界对我们的欲望来说，是一个偌大的客体，是一个巨大的苹果，是一只巨大的酒瓶，是一个宽大的乳房。”（《爱的艺术》）
3
中国古代专门描写金钱的作品，除了鲁褒的《钱神论》以外，还有盛唐文人张说的《钱本草》。两者对金钱的观念形态差距很远，那是时代的差异使然。可以这样地说，《钱神论》是衰世的音符，《钱本草》则是盛世的声调。
张说身处的盛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这是人民生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比较发展的时期，人对金钱的控制一般能维持在良性状态，人与金钱的关系比较正常。作为盛唐人的张说，他的《钱本草》就表现了人与金钱的这种较为正常的生活。他对金钱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文章说：“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彩泽流润，善疗饥寒困厄之患。”这当然是一种辩证主义态度。他说的是金钱像味道甘美的热性毒药，但能使人青春不老，使人能够免除饥寒交迫之苦。也就是说，金钱在本质上是有毒性的，但如正确对待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并能消除毒性。所谓毒性则是“汙贤达，畏清廉”，也就是腐蚀贤达清正之士。为着使金钱能隐恶扬善，“能利邦国”，张说特别重视在金钱的利用方面：“贪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至非理则伤神。”又说：“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已谓之智。”他主张用道德的力量来驾驭金钱，要取之有道，取用适度，积散有序，造福民众。这是太平盛世所给予作者的高屋建瓴的理性思考和高情远致的人生体验。故说《钱本草》系盛世之声。
而《钱神论》则不同，它的作者所处的西晋，由于它所建立的是门阀世族统治，是一个不得人心的腐朽没落的王朝。衰世社会首先表征着文化的溃败和文化高大城墙的坍塌，真理和正义之光黯然失色，权势者和贪婪者却虎视耽耽地进行疯狂的攫取，人性与良知在物欲大潮中丧失殆尽，而普通人的世界愈来愈黯淡无光。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时期，社会难以规范人与金钱的关系，道德对金钱的控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这是金钱魔力最为胆大妄为的时期，也是金钱对人的异化表现得最充分的时期。
为了说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还可探讨一下《雅典的泰门》与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中《宫梦弼》的深层联系。《雅典的泰门》的作者莎士比亚身处英国封建社会日渐衰落的时期，蒲松龄同样处在封建社会的衰世。因为同是衰世之声，使得这样两个时空迥异的作品有了惊人的相似。《宫梦弼》中的柳氏父子也像泰门一样，曾经“财雄一方，慷慨好客，急人之急……宾友假贷者常不还。”可是，不久家财耗尽，贫不自给，向亲友告贷，则“凡二十余日，不能致一文”，连黄氏岳家，也将他拒之门外，而且，竟然意欲悔婚。此时的柳和真实在到了穷困潦倒之极。其后又和泰门相似，意外地发掘出窖藏金银，再度变为富豪，这给了他报复和羞辱他痛恨和诅咒的人的一个机会，给了他憎恨金钱及其金钱关系的一个机会，尤其给了他羞辱嫌贫爱富的黄家的一个机会。
可见，在衰世的世风日下之时，围绕着金钱导致的世态炎凉，人心叵测，中外概莫能外。
在世风日下、人为物役的时代，只有精神性的存在，人的自我存在的丰富性才能显示出来。鲁褒、蒲松龄、莎翁就有着这种自我存在的丰富性的人。莎翁是一位“属于所有的世纪”的大师；鲁褒和蒲松龄的一生都以贫素自立，终生不仕（蒲氏辞小官回乡）。《晋书》将鲁褒收入《隐逸传》，可见他崇尚老庄，不失性于俗，在高贵和尊严的荒地垦拓出一处诗意温馨的精神家园。
徐进——漫画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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