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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可见她对组织的认识非常幼稚，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比较单纯。加入组织以后，她常常遇到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以至产生悔不当初的念头。这时，那种献身精神就要起作用。于是她“一面牢骚满腹”，一面说服自己“继续做‘驯服工具’”（《思痛录》第45页）。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并不明白人类社会的进步不应该建立在理想的企求上，而应该建立在试错的基础上。他们对于那些声称“有能力构设出自此往后五百年甚或五千年文明”（哈耶克语）的个人和组织，缺乏必要的警惕。这其实是很可怕的。献身于骗人的理想，与委身于魔鬼没有两样。二十世纪的白色恐怖、褐色恐怖、红色恐怖，不就是在天花乱坠的理想预设中降临的吗？不仅如此，那种献身于美好理想的说法还给当事人一种虚幻的崇高感，使他们把自己的无知当作无私，把上面的无赖当作无奈。即便是后来有所觉悟，也要为当年的献身精神进行辩护。正因为如此，《思痛录》的反思才不那么彻底，痛定思痛也难免要打折扣。该书从延安整风写起，历数了一次次运动的残酷与荒谬，但是作者却在写作“缘起”中说：“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也要坚信当年“所宣布崇拜的主义”。这种不悔少作的心理在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普遍存在，是一种很难超越的思想障碍。
与韦君宜相比，赵俪生好像多了一点书生气。一二·九运动时，赵因为表现积极，也被组织相中，于是蒋南翔跑来对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的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经过认真考虑，赵认为自己受不了布尔什维克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他表示只愿意做一个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即“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叙》第47页）说白了，他还是不愿依附任何组织，不愿出让人格尊严。
从后来的经历看，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抗日战争前夕，做为外围组织的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曾派他到山西参加牺盟会的训练，他因为正在翻译一部苏联小说，便推迟了半年。到了太原后，早走一步的清华同学已经是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了，于是他只能忝列末座。不久，他离开太原辗转到了长沙。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成立，他本来应该回校继续学习，但是在民先的安排下，他又返回山西抗日前线，并因为遭遇日军撤到延安。在那里，他目睹这个革命圣地许多不“圣”的一面，再加上“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的紧迫要求”，遂取道西安，第三次返回二战区，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四十年代后期，他又是最早被组织接收的学者之一。纵观赵俪生的一生，尽管他始终是围绕着组织在转，并因为向地下组织提供情报，被美国同行讥为特务，可是他本人却一直游离于组织之外。本来，他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后来他才明白不参加组织意味着什么。八十年代初，曾经在游击队当过组织科长的孙雨亭已经是省委书记了，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孙对他说：“老赵呀，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科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呀。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学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自叙》第80页）这就是说，倘若老赵当时就参加了组织，不也是省级大员了吗？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看来，所谓入党做官，所谓武大郎开店，并非始于今日。这样一来，人们也就很难分清谁是崇高，谁是卑鄙，谁是无私，谁是无赖……
没有参加组织吃亏，参加组织就不吃亏吗？在这本书中，赵俪生还提到一些大人物，比如姚依林、荣高棠、牛佩琮、牛荫冠、韩钧、赵宗复等等。与前二人相比，后几位在文化界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他们是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物，当年我父亲因为与他们共过事，所以文革期间前来外调的特别多。父亲忙不过来，让我帮助抄写证明材料，使我对这些名字比较熟悉也比较注意。与证明材料相比，赵先生写的那些事例自然要生动得多。在这里，我想谈谈牛荫冠和韩钧。牛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一个大地主家庭，一九三三年考入清华大学，比赵俪生高一级。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因为表现积极而加入组织。一九三六年，再过一年就要毕业的牛荫冠受组织委派，率先回到山西，成为牺盟总会的主要负责人。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后，他一直在晋绥边区负责财贸工作。他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好事，被视为开明绅士。可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不知是为了邀功还是迫于无奈，作为工作组组长的牛荫冠居然召开“斗牛大会”。一开始，他坐在台上，父亲跪在台下。批斗之后，他像穿牛鼻一样穿了父亲的鼻子，牵着游街示众（《自叙》第157页）。人残忍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韩钧是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十二月事变的关键人物。决死纵队是抗战初期山西组建的新军，隶属于第二战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韩钧在致阎锡山（字百川）电报中称：“总座百川同志：六十一军等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以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学生韩钧敬叩”（《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第二四页）。阎收到这份电报后，连声说“韩钧反了”，从而揭开了十二月事变的序幕。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事变之后，十几万新军由二战区“过渡到党的单一领导”，第十八集团军也因此而扩大了许多倍。所以这一事件被视为“决死队突变的节日”（《牺盟会与决死队》第438页）。按理说韩钧是这次“过渡”的最大功臣，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却背上了“破坏统一战线”的黑锅。据赵俪生说，一九四八年秋天，他在邯郸遇上一个人，此人主动与他打招呼，一问，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韩钧。交谈中，他发现对方有一种欲言又止的苦衷。没想到分手后不久，韩居然用服安眠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赵俪生说，“像决死二纵‘叛变’以及什么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的委曲和内幕”，韩是不会对他讲的（《自叙》第124页）。但我以为，在新旧政权更迭之际，其他人都准备论功行赏英雄排座次了，韩钧却选择自杀之路，肯定是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原因。他在临终时主动找赵俪生，也许是想一吐真情，为后人留点信史。如果真是这样，有关十二月事变即决死队过渡的内幕，就不是一个难解之谜了。其实，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类似的谜团实在太多了，这就为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提供了方便。歪曲篡改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愚民，也是为了伪造合法性。其代价，当然是国家遭殃，百姓受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篱槿堂自叙》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历史的角度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结构耐人寻味。全书以一九四九年为界分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篱槿堂自叙》，从第一章乡土和身世，写到第九章华北大学，相对完整地回忆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几篇回忆录，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在“盛世”中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到了耄耋之年又逢盛世，却还是不能秉笔直书，这也许是对“可怜”的最好诠释。
（《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定价13。70元）
我读松居直先生
？ 蔡 皋
文如其人，人们常这么说。其实，事也如其人。是人皆有感有思，所感所思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转换形式，无论各自以何种形式。文人发之为文，画家发之为画，编辑者发之为书，呈现形态不一样而已。
近年来做图画书的编辑，所以注意起编辑行为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