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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根本不能维持生活，或最多也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解放初胡风更是被长期排斥在新的文艺秩序之外，不仅无职无权，无法在“精神”之外对别人施以援手，那些年轻朋友们的现实处境反而还要比他好许多。因此，胡风和他的当年的投稿者之间的关系便只能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这些人在面临“党和胡风不能两全”的严重处境之时，必须“触及灵魂”地就自己与胡风的关系始末做一个全面检讨，深刻反思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谁说那不是一个苦痛紧张的过程？阅读那一时期的基础史料，尤其是他们相互之间的通信，在那些激越、尖刻、冷嘲、隐晦、简约、高亢或者低沉、黯涩或者明亮的文字中，可以强烈地感知到一颗颗倔强的灵魂的剧烈舞蹈，旋转升腾，猛烈燃烧。绿原先生在他的长篇回忆《胡风与我》〔8〕中，就曾经生动地记述了自己所经历这个“痛苦的惶惑”过程，而最终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抉择的，固然有“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的道德”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却再简单不过：一是“我所经历的事实本身”，一是“对于胡风和一些文艺领导之间的文艺见解的分歧，我始终认为胡风是对的。这个分歧不经过平等的讨论，就以一方的意见为结论，我始终认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事情的复杂与简单也并不是那么绝对，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方式与角度。同样是在《希望》时期接近胡风，同样是《希望》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并因此而闻名，区别只在于一为诗人，一为理论家；解放初两人也分别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受到重用，尽管看起来舒芜的受重用程度更高一些，但绿原所处却是一个重要岗位（当时的中南大区党报《长江日报》副刊编辑），而且很快在这一位置上被吸收入党，所以从在“新社会”的“进步”状况来看两人也应该彼此彼此，就这一点而言不存在导致日后巨大差异的“客观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舒芜和绿原终于“历史地”走上了思想和人生的歧路？为什么在绿原先生“始终认为”的地方，舒芜先生会发生那样巨大而频繁的“断”、“连”、“反”、“复”？
这就要回到胡风的所谓“两面性”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现在它既然出现了，我的答案很简单，即，它仍然是不存在的，胡风从来表里如一，没有“两面性”。那么这个所谓“两面性”到底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根据舒芜先生的叙述，远在一九五四年夏天的时候它就已经以一种令他大出意外的方式出现在他的“不相信”之中了，此后迟至一九九五年，他才终于从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上的一则胡风亲笔所写的“十分确凿”的材料中证实了它，那就是：“胡风先生后来说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确是事实。但那是另一面的事实，是我一向不知，后来还不信的事实。”〔9〕在解决了心头如此重大的疑惑之后，舒芜先生感到豁然开朗：
一转念间，我顿悟到：事实本来就有两面，两面都是真的，就是说，胡风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开会的场合，在周恩来面前，并当着茅盾、乔冠华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为引起批判的对象，也是真的。我还想到，胡风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致路翎函中说《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你当时听到如此）”（见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320页），说的也是事实。不过，无论是胡风先生，还是路翎先生，过去都没有告诉过我，是疏忽，还是不想让我知道，不大清楚，反正我是毫无所知。〔10〕
舒芜先生在这里将“事实”这个词使用了很多遍，可是他说的果然是事实吗？首先，前一段引文中舒芜先生当作直接引语引用的“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并不是胡风的话，而是从一个旁人的转述中截取的，这个旁人是聂绀弩，他曾经就胡风对“起义”之后的舒芜的怒气对舒芜透露内幕道：“他最生气的是，你自己检讨就检讨，不该拉上他。他当年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正是这一“内幕”引发了舒芜长达四十余年的内心不平。聂是胡风的朋友，又是党内著名文化人，于官于私应该都可以保证他的说法不会是空穴来风，但因为是转述，加上身份不同，思想感情尽管接近也毕竟存在差距，聂绀弩的说法与胡风的原意有多大距离就不能不是一个疑问。让我们记住这个疑问，继续往下看。
舒芜先生对于《论主观》的发表“并非当作肯定意见，而是作为讨论的”果然“毫无所知”吗？这个我们只要翻开当年的杂志，或者《胡风评论集》，看看胡风在该期《希望》的《编后记》中是怎样说的，马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以下是胡风当年刊发《论主观》时最原始、最真实的想法：
当然，从作品里面追求思想问题虽然并非要不得的道路，但也不会到此为止，所以也还有了一点理论似的文字。但所谓理论，也只是一些从微小的悲喜出发的实感，并不是什么引经据典的皇然的“体系”，使读者望而生畏的东西。像《箭头指向——》（作者阿垅——引者）不是毫无第一点、第二点……的分析么？像《论主观》，不是太不合于逻辑大家底胃口么？生活，生活，你怎么不成为按照公式循规蹈矩地自然流去的大河，让我们站在岸上画出一目了然的图解呢？
但《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附录里面所记下的意见，太简单了，几乎像是电报码子，但如能有多少的启示，使读者从这些以及正文引出讨论的端绪，我想，受赐的当不只作者一人而已罢。〔11〕
这里不是明明说着《论主观》“非常吃力”、作者只是“尽了他底能力的”吗？不是明明号召着读者“要无情地参加讨论”、并从附录以及正文“引出讨论的端绪”吗？而且，在路翎胡风分别写下的附录里面，不是明明指出了《论主观》的若干令他们不满意的地方吗？路翎质疑说：“谁能真的是你所表明的那种主观？”胡风先生更在他短短的四句话中，就指出了“今天知识人底崩溃，这普遍现象没有触及”、“深入生活这一论题，还把握得不丰富，或分析得不深”、“实践精神不够强”、“胸襟还不够阔大”这样多的问题，难道说得还不够清楚吗？遍翻《七月》《希望》，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出一例像这样的文章处理法，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倒是真正不留余地的推介。
如果舒芜先生坚持认为胡风是在大喜过望或如获至宝的心情下刊发《论主观》的，那是他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但是如果他一定要说自己对于胡风借《论主观》引发“思想问题”讨论的用意“毫无所知”，那我们只能站出来大声说，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胡风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对于文章的反复考量之后，终于决定在自己新创刊的杂志上发表它，是因为他觉得借此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舒芜先生津津乐道的“主观作用”或者“这个研究”，而是舒芜先生借以演绎他的“主观作用”和展开他的“这个研究”的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思想斗争，也就是结合国统区思想实际响应延安整风运动。关于这一点，舒芜先生在他的《后序》第五节关于重庆“才子集团”的部分也有所说明。所谓“再提出”，是因为“才子集团”已经“提出”过一次而在中共党内遭遇了挫折，因此未能达至预期目的。关于这个“挫折”的性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并不是什么结果不明朗的“同志间的党内争论”，而根本就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严加申斥为“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12〕。胡风不是党员，在重庆尽管常常有机会接近周恩来等党的领袖，但那不过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被统战，无法与闻党内生活，因此对此中内情显然不甚了了，否则的话，他也许会对“再提出”有另外的想法，也不可能在明知利害攸关的情形下还在周恩来事后召集的座谈会上公开赞扬陈家康犯错误的文章中有“天才的提法”。胡风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听到他对陈家康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