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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之于汉语新诗的作用，一如陈子昂之于唐诗的作用。陈子昂如一株空谷幽兰，一反六朝绮靡颓风；而北岛如一颗愤怒的葡萄，一反半个世纪的假大空恶习。这很容易就造成了一种发人深省的假象，似乎陈子昂是以不朦胧来反朦胧，而北岛则以朦胧来反不朦胧，因此北岛的突然出现令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的知识界迷惘慌乱得不知所措，以致对含蓄隽永的古典诗歌早已陌生的批评界一时之间对北岛莫敢置评，却避实就虚地群起而攻击巨灵神般的北岛影子下的小鬼——顾城，因而再一次因循了艺术史和批评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惯例：以辱骂扼杀为初衷的攻击者，成了送佛送到西天的尽心尽力的最佳宣传者。《今天》一代就此得到一个很不确切的标签，并同样因循历史惯例，将错就错地以“朦胧诗”的封号直接进入它在文学史上的必然领地。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倒下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北岛《结局和开始》）
如果把这几行诗当作北岛诗歌的地位和影响的最佳写照，那么北岛所代替的另一个人就不是遇罗克，而是陈子昂。撇开诗作为文化旗帜的广泛感召力不谈，仅就诗歌领域来说，北岛所开创的诗学道路确实已经穿过甚至穿出了国土。现在活跃在诗坛上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人不曾一度是北岛主义者，很多人就是从学北岛开始起步的。北岛之后诗风最“嚣张”的杨炼，就是以“北岛第二”登场的。但北岛显然比陈子昂要伟大得多，北岛不仅仅是一个诗学革新者，更是一个高扬理性的文化批判者。
当然，北岛并不是不可超越的，北岛有他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
七十年代末与“星星画展”同时的《今天》诗群，正如前者主要接受战前德国的表现主义画派影响一样，北岛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在李金发止步的地方与法国的象征诗派对上了暗号。生于一九四八年的北岛可算是《今天》一代的长老了（虽然我们不会忘记它的精神祖师食指），长期的文化闭关使他和比他年轻的同伴一样，无缘了解地球其他角落的同行们曾经和正在怎么想怎样写，等到意象派、现代派、后现代派在八十年代初进入他们的精神视野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及其表达方式已经基本定型，而他们的古典素养在那场文化浩劫中也仅限于供“大批判”用的《神童诗》、《三字经》之类，这种先天性的文化贫血既注定了北岛只能是一颗耀眼的流星，同时又限定了流星的最高星等和亮度。
但更本质的原因来自诗人和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北岛的创作激情产生于对十年浩劫的愤怒，而这种与诗情并不完全同质的政治性愤怒（它更适合于哲学家）彻底劫持了北岛，使北岛的全部心灵最终完全固置在那个梦魇之中。北岛自己都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个梦魇：“我死的那年十岁……我将永远处于／你所设计的阴影之中……回忆如伤疤／我的一生在你脚下”（《白日梦》）。他的全部才情随着对这个噩梦一而再、再而三的控诉而枯竭了。许多北岛的崇拜者把北岛当成政治家而非诗人。作为对十年浩劫最严厉的批判者和抗议者，愤怒的毒素毁坏了北岛健全的理性和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历史又一次开了个谶语式的玩笑：对北岛来说，既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只有“今天”；而北岛的“今天”永远就是“十年”！哪怕历史已经进入了“明天”，北岛依然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解除魔魇，无法走出那个已经被巫术般的诅咒凝固了的“十年”。与大部分诗人一样，北岛只能面对一个方向。北岛不是一个具有雅努斯般神奇的两副面孔的史诗诗人或哲学诗人，对北岛来说，“明天”是不存在的。
那么，明天是否属于北岛以后的诗人呢？
二、“第三代”诗人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文化传播的开禁和对传统的重新认可，我们有理由期望北岛以后的诗人在哲学上接过北岛的理性主义大旗，在艺术上走出一条不再倚重西洋诗学而属于汉文化自己的道路，甚至有理由企盼陈子昂以后的李白、杜甫式大师。在围绕《今天》一代的所谓“朦胧诗”讨论中，北岛在批评界没有受到足够程度的重视，但在每个写诗的人眼里，北岛在新诗发展史上的份量是无与伦比的。这份量在很多诗人心里很快从最初的欣欣然变得过于沉甸甸了，甚至沉重得使有些过于虚弱的人竟至于提不起那支也变得同样沉甸甸的笔了。于是大约在一九八三年前后，诗坛的“革命小将”们少年不识愁滋味地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套用了那个具有语言灵物崇拜嫌疑、至今令许多过来人心有余悸的可怕公式：“打倒北岛！”
于是在中国这块文化不足、诗化有余的土地上，在十年浩劫过去未久的八十年代，这个口号立即召集起一群不知天高地厚、自叹没能赶上“十年”盛况的后生小子。但批评界这次从睡眼惺忪中真正清醒过来，不再出乖露丑地重蹈由帮闲而帮忙的覆辙，而是对这批绿林好汉报以冷漠和沉默，于是这些远比爷爷们自负的童子军，只好替自己取了一个孙子般的诨名：“第三代诗人”。
第三代诗人基本上是八十年代初跨入重新打开的高等学府大门的大学才子。风云际会，时代造就他们在西学方面比北岛们略胜一筹。这种优势首先就体现在一旦察觉“打倒北岛”的蛊惑除了表彰自己的浅薄以外无人理会时，他们很快就换汤不换药地炮制出一个中西合璧的纲领：“PASS北岛！”没想到爷爷们早已玩腻了的惯技，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孙子辈依然觉得足以显示自己的幽默风雅和学贯中西。
第三代诗人本来确实有机会在旧学上也超过北岛的，但急功好利使他们把钻故纸堆视为畏途并嗤之以鼻。于是凭借对刚刚引进的法国象征派以后的西方现代诗的一知半解和充分的恃才傲物，第三代诗人把北岛刚刚开始弘扬但尚需进一步扩大战果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抛到了爪哇国，开始了比李金发还李金发的不知所云和对西方诗歌（实际上主要是译诗）的皮相模仿，使北岛为我们带来的走中国新诗自己道路的希望，暂时又变得“朦胧”起来。
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陈子昂所召唤的李杜式人物，有的只是李贺式的雕章琢句之徒和杜牧式的颓废浪荡才子，连中国现代诗的远祖李商隐式的诗歌奇才也付之阙如，北岛的地位依然令人惋叹地不可动摇。然而以北岛为标志的成熟纯正的现代汉语的最初成果，几乎被某些第三代诗人（包括一些新潮作家）败坏殆尽。
与“非学院派”的《今天》一代相对，作为“学院派”的第三代诗人，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们把长期闭关以后本来十分正常的文化逆差推向了极端，把《今天》一代的文化贫血演变为文化败血症，以致失心疯般地掀起了一场诗歌“大跃进”运动。他们首先捡起李金发扔下的接力棒，从法国象征派以后的英美意象派开始，很快就与“艾兹拉大叔”（庞德）、“厄内斯特爸爸”（海明威）亲密无间地成了一家子；他们昨天刚刚开始“迷惘”，今天立即就“垮掉”；他们晚上才随着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潜下去，一大早就懵懵懂懂地学着萨特的样子开始“自由选择”；他们上午刚和金斯伯格齐声“嚎叫”，下午就与福克纳一起“骚动”；他们上个星期才被卡夫卡“卡住”，这个礼拜就比加缪还要加倍地感到世界的荒谬。他们唯恐学不像别人，最后恰恰忘了自己究竟是谁。理性主义者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结局和开始》）；而这些自命为反传统反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好汉们，在几年时间里狂吃猛补、穷追忙赶，终于从马拉松赶到了雅典，于是埃里蒂斯为他们唱起了“英雄的挽歌”。
一声“PASS北岛”，仿佛推翻了帝制，一九八五年各地豪杰占山为王、割据称雄停当，一九八六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体大展》以泰山不让寸土、江河不捐细流的气魄一下子推出了六十多个诗歌流派，顿时“宣言”、“纲领”满天飞，比欧美各国近百年来诗歌流派的总和还要多出许多！这还不算完。一九八七年另一伙诗歌活动家不甘示弱地又在海南岛打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社团大联合”的旗号，好事者奔走相告，把中国当代诗歌推入了一个危险的伪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