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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寻卒，恤典不及”。就是说，78岁的吏部尚书赵焕，在明军萨尔浒大败之后，带领群臣跪伏在皇宫文华门外，坚请万历帝接见群臣，商讨守卫辽东的策略。他们一直跪到傍晚，得到的却是皇帝身体不适让他们回去的圣旨。赵焕情急之下说道：等到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陛下您还能说因为自己有病而让他们退回去吗！就是在这么危急的关头，万历帝还是不理朝政，而且从此衔恨赵焕。赵焕不久之后去世，朝廷没有给他任何恤典。
一些正直的官员屡次给万历帝上疏谏言，有的写得很激烈。有一个官员叫雒于仁，他写了一个奏疏，叫《酒色财气四箴疏》，就是批评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样俱全。万历皇帝很生气，要严厉处置他。多亏一些官员挽救才得幸免。这些官员说，如果您对他加以重刑，外界会误以为您真的有他提到的那些毛病，还不如显示您的宽大包容，让他离开任所削职为民算了。结果，雒于仁被斥为民。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
万历皇帝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万历亲政之初，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处理意见，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
第二，宦官肆虐。明初朱元璋令镌铁牌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永乐帝在靖难之役时，宦官为他立了大功，此后重用宦官，遂为明朝埋下后来宦官干政的祸根。万历帝长期不理朝政，见不着大臣，上来的奏章又不批，也就听不到大臣的声音，那他的意旨就只能通过太监传达。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一些正直的官员上疏请求严惩不法的宦官，结果大多反招祸尤。我举一个例子。太监陈增为矿税太监，骚扰山东，弄得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山东巡抚尹应元劾奏陈增二十大罪，却遭到罚俸的处罚（《明史·宦官二·陈增传》）。
其实，认真说来，历朝历代的情况大同小异。宦官专讨皇帝的喜欢，忠臣则规劝皇帝的过失，所以皇帝大多喜欢宦官的阿谀谄媚，而不喜欢忠臣的耿直良言。只不过万历皇帝厉害罢了。
因为朝中大臣不能跟皇帝直接沟通，官员升迁制度也混乱，朝廷中一些大臣就自立门户。于是，朋党竞起，互相倾轧，势同水火，扰乱是非。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党争日烈。
第三，党争激烈。先是出现东林党：“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明史·宦官二·魏忠贤传》）后来，楚党、浙党（大学士沈一贯始）、齐党等相继而起，后又出现阉党。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朋党已成，各持己见，互相攻击，搅得朝政是非难辨，乌云翻滚。后面将要讲到的辽东大员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的任免、升降、荣辱、死生等，都同党争有直接的关联。
《尚书·益稷》曰：“股肱堕哉，万事隳哉！”从朝廷上下解体，宦官肆虐，党争日烈可以看出，万历朝后期，特别是最后20年，可以说是中枢瘫痪，出现严重的朝政危机。不仅如此，万历朝中后期，政府财政状况，也是非常糟糕。
二、财政枯竭
万历腐败怠政，又挥霍无度，造成财政枯竭。具体说来：
第一，军费浩大。三大征：平啺葜遥ǚ岩�200万两；援朝抗倭，花费银700万两；平定播州之乱，花费银300万两。总数大约有1200万两。虽然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是加重了国库的负担。
第二，宗禄沉重。明朝的宗室，吃国家俸禄。开始时，朱元璋的子孙们还比较少，但经过200多年的繁衍，人越来越多，宗禄就成为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御史林润曾经分析了宗禄的情况和局面的严峻：他说，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dàn），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于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足宗禄所需粮米的一半，更何况官员的俸禄、官兵的军饷都要从这里边出！于是林润沉重地警告说：“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ɡòu）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繁衍，不可不为寒心。”这个事情，发生在万历后期，说明大明帝国已经养不起宗室这些子孙了，这座大厦有倾覆之危，这个王朝有陆沉之忧。
第三，加派赋饷。钱粮不够，就只有加派赋饷。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2480万两。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后来东北的辽事，西北的民变，万历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祸根。
第四，税监横行。当时除户部掌管国库的钱财外，皇帝也有自己的金库，这笔钱叫“内帑”。万历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就派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到全国去搜刮。下面举几个例子。
陈奉，御马监太监，到湖北，“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有数千人沿途高喊鼓噪、投掷石块；他的党徒“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激起民众公愤，万余百姓咬牙切齿，包围陈奉衙署，一定要杀死他。陈奉逃入楚王府。民众气愤地将其党徒16人投入江河（《明史·宦官二·陈奉传》）。
马堂，天津税监，纠集地痞无赖抢掠中产之家财物。民众非常气愤，远近罢市，有万余名州民放火烧了他的衙署，打死他的同伙37人（《明史·宦官二·马堂传》）。
杨荣，到云南，“恣行威虐，杖毙数千人”。冤民万人烧了杨荣的房子，并将其杀死投入火中，又杀其同党200余人。万历帝得到奏报，难过得好几天吃不下饭（《明史·宦官二·杨荣传》）。
高淮，尚膳监太监，也就是御膳房的太监，后来出任辽东的矿税使，横行霸道，对巡抚、总兵任意呵斥，很多人起来要把他撵走，但是不行，因为他后面有皇帝支持。
其实，万历不是不知道矿税之弊，而是明知故为。《明史·沈一贯传》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万历帝忽患病。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万历帝说：我病得很重了，但是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我的孩子就托付给先生您了，请您把太子辅佐为贤君。原来设矿监收矿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大殿还没有完工。现在可以停下来，派出去的太监都召回吧。他说完这番话，沈一贯哭了，太后、太子、诸王都哭。沈一贯赶紧出去拟旨。当天晚上，阁臣、九卿都在朝房值班。第二天，万历皇帝又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叫太监赶紧找沈一贯，把那个谕旨追回来。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几个大臣都说不行，天子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沈一贯稍一犹豫，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人。宦官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沈一贯一看这阵势，只好交还圣旨。其实太监也不是都赞成皇帝收回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就据理力争，气得万历皇帝拔出刀来要杀了他。但是田义仍旧坚持己见，毫不退缩。这时候太监拿着沈一贯交还的那份上谕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