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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并未成书。当时每当降示经文时，周围能写会书的弟子就将经文记录在石板、兽皮、骨片、椰枣树叶的坚柄上，其余的人则牢牢记背在心中。尽管经文未汇辑成册，但所有的经文都被保存下来，并随时用来指导处理一切问题。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不久，许多能背诵全部经文的“哈菲兹”相继战死，这样下去《古兰经》有失传的危险。于是欧默尔提出“赶紧整理
《古兰经》，以免散失”的动议。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632——634在位）接受建议，下令由穆罕默德的随身弟子宰德·本·萨比特将各人手抄心记的一切经文进行全面整理、汇辑，加以保存。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在位）时代，《古兰经》的诵读问题引起纷争，奥斯曼接受胡宰福的建议，又命宰德主持校订，按古莱氏人使用的阿拉伯语进行标点读音的统一，编出定本，并抄写七部，除哈里发本人保存一部外，其余六部分送麦加、大马士革、也门、库法、巴士拉等地，作为统一的正式标准本，称“范本”或“奥斯曼本”。与此同时，将民间流传各种手抄本，尽悉销毁。
《古兰经》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古兰经》与《圣经》不同，有一种特别的结构。它由114章组成，“章”有专门术语，称“苏拉”。每章包括若干“节”，即“阿亚”，全书共6214节。全部章节又被分成30个部分或30卷，即“朱兹乌”。每部分又分成两段 （“希兹布”），每段分4小段 （“鲁卜欧”）。如此划分是为了方便读念和背诵。
《古兰经》经文一部分颁降于麦加，称“麦加章”；一部分颁降于麦地那，称“麦地那章”；还有少量既非麦加又非麦地那颁降的经文。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十三年（610——622），这期间领受的经文共86章。麦加章的经文在全经所占的比例较大，约三分之二左右。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传教十年（622——632），期间领受经文共28章，字数约占全经的三分之一。“麦加章”主要内容为伊斯基本信条和教义，宣示真主的全能与独一，预告末日审判和天堂、火狱的偿报和惩罚，抨击多神和偶像崇拜的迷误，阐述尊崇真主、服从先知的必要。“麦地那章”的主要内容是明示教法教律，规定有关宗教礼仪和义务，特别是关于礼拜、斋戒、天课、圣战禁忌等方面的要求。“麦地那章”的经文一般都比较长，因为它们是指导实施的，需有较详细的阐释性内容，特别是因为多涉及婚姻、罪罚、财产继承、主奴关系等社会律法问题。
《古兰经》反复强调伊斯兰教的宗旨。“伊斯兰”一词是和平和顺从的意思，此词在《古兰经》中先后出现过八次。《古兰经》也突出强调了先知的使命，称“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
《古兰经》的文学意义
《古兰经》的宗教经典意义十分明显，毋须赘述。作为阿拉伯中世纪一个极为特殊的散文文学现象，却应加以研究。
不能把《古兰经》与一般文学作品等量齐观。在穆斯林的心目中，它不是一部“作品”，而是真主之言，具有绝对神圣的性质。从内容到形式，它都是任何人不能学和学不到的。它被认为是一个“奇迹”。所以正统的穆斯要文学史家，很少将《古兰经》单独作为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而总把它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
论及《古兰经》的文学意义，一般的文学史家比较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古兰经》不仅凝聚了阿拉伯先民的文化成果，而且汇集了与阿拉伯人相邻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不少文化遗产，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圣经》新、旧约传说、神话、故事、寓言等。《古兰经》似有把它之前的一切文化成果加以融汇和提炼的目的。严格地说来，伊斯兰教不是穆罕默德“创立”的，而是由他“复兴”的。因为伊斯兰宗教史把从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到穆萨（摩西）到尔萨（耶稣）再到穆罕默德这一漫长的历史链都看做伊斯兰的历史，穆罕默德只不过是恢复了耶稣之后中断五百年的伊斯兰的历史，重新举起了伊斯兰的旗帜，从而使这个古老的宗教得以复兴。他曾经说过，“我是在尔萨圣人之后的人们的首领，因为在我和尔萨之间未有过圣人。”
由于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对异文化持尊重和宽容的态度，因此使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宗教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训谕典故等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古兰经》。从亚当夏娃的故事到诺亚方舟和洪水的故事，从亚伯拉罕父子的故事到摩西、大卫和所罗门的故事，都以一种简洁明快的风格被叙述被加工。这样就扩大了《古兰经》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纵深感，突出了它的普遍意义。
其次，是它的语言和修辞风格。一般说来，《古兰经》是散文文体，但又具有诗的韵味和乐感，可以说是诗样的散文。它的语言是麦加古莱氏部族的纯正阿拉伯语，这种语言在《古兰经》产生之前已经成为文学领域的语言，诗歌的演说的语言，比起其他地域的阿拉伯方言来更显纯正，表达起来也更为清晰。各地阿拉伯人都模仿它，诗人演说家也都愿意采用它。它还吸收了邻近古老文明的语言之长，丰富了自己，从而日臻完善。因此，发展到贾希利叶时代已相当完美。用这样的语言颁降《古兰经》经文，可以把经文中最细微、最困难的意思表达出来。
同时，《古兰经》善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段，以达到训诫、规劝、警策、激励、辩驳、震慑等多种目的。它把明喻、隐喻、重复、排比、夸张、层进、设问、反诘、假借、特指、泛指等方法加以配合，灵活运用，造成时而深沉，时而明快，时而激越，时而舒缓，时而严峻，时而宽厚的效果。不过总体风格是庄严雄浑、富丽堂皇的，给诵读者一种崇高感。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古兰经》是百读不厌的，每读一次，起初总觉得它更新鲜了，不久它就引人入胜，使人惊心动魄，终于使人肃然起敬，其文体因内容与宗旨而不同，有严正的，有堂皇的，有威严的——总而言之，其庄严性是不容否认的……这部经典，将永远具有一种最伟大的势力。”
再次，是它的多向性和超时空性。《古兰经》中出现了多种称谓，随着称谓的变化，受启受诫、受褒受贬的对象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是迅速的，经常的。由此造成一种多向性，使听者和诵读者有一种立体式的领受，多方面的吸收。以真主口气发出的训谕，具有一种浩大无边的气势，超越时空一切的限制，将受启者置入一种宏阔延展的境界，随着经文的转换，跨过一个又一个新的空间，以领会其更多的超绝神妙的启示。这种意境、这种时空的流动转换，不是一般散文或诗歌所能达到。造成这种神奇效果的原因，是有一个虽未出现却无所不在的“真主”。他是居于至高处、创造一切、洞悉一切、支配一切。对广大穆斯林来说《古兰经》可以使他们直接聆听到真主的声音，真主的教诲，使真主“至高至大”的形象确立于他们的灵魂中。即使是非穆斯林，也能感受到这一居高临下的力量。
《古兰经》是伊斯兰初创期文学田园中矗立的一座“独秀峰”。站在这座“独秀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谓一览众山小。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带来的社会心理巨变中，一切的创造，一切的思考，都带上宗教的色彩，任何纯文学的东西都要让路了。从这时起，阿拉伯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处在伊斯兰精神的主导下了。
宗教诗歌与政治演说
在伊斯兰开创斯间，尚未皈信伊斯兰教的一些部族诗人曾对穆斯林进行过恶毒的攻击。他们不但把诗歌当成抵抗伊斯兰教的武器，而且手持武器向穆斯林反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麦加诗人奥孜译·朱迈赫。此人曾多次凌辱穆罕默德。在著名的白德尔战役 （623年）中，他被穆斯林俘虏，在圣人而前请求饶命，保证不再反对圣人。但开释不久，又用诗歌煽动人们去反对穆斯林。在武侯德战役 （625年）他再次被俘，当他请求赦免时，穆罕默德说“为穆民之人是不会再次将被蜇过的手伸入蝎子洞中去的。”这个反对伊斯兰教的诗人终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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