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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思想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逐渐变得具有系统性，也更为坦率。1952年他发表《文学为了人民》一文，1956年又以此为书名发表文论集，进一步提出对文学艺术和文学史研究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他主张对文学进行具体分析，要分清是“国王们的文学”，还是“人民的文学”。在他看来，阿拉伯古代文学多是“国王、埃米尔、教法学家们的文学”，“消遣的文学”，而现代文学则应成为“人民的文学”，“斗争的文学”。旧文学是“保守的、消极的、固守传统、厌恶变化的、轻视妇女的、害怕未来的文学”，新文学则应是“积极的，发展变化的，相信未来的，与贫穷、愚昧、疾病作斗争的，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用人民语言书写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他特别强调人民在文学中的作用，提出文学应有一部着眼于人民的“新宪法”，人民是“始”，也是“终”。
关于文学家使命，他坚持认为：文学家是负有责任的，在其一切作品中都应体现这一责任；文学家应成为“教育者”，而不是“消遣取乐者”。“伟大的文学家”就是“使社会文明化”的力量；文学家要忠于自己，只有忠于自己才能忠于读者；文学家固然应该“破坏”，但也不应忘记“建设”。
他认为文学上的革新意味着人生的革新，文学应成为“人生的文学”。文学复兴即人和社会的复兴。现代文学依靠的是科学真理，而非传统习惯。
他特别重视文学革新中的语言问题，主张“用人民的语言说话”。他指出，必须“摧毁挡在人民与文学之间的高墙”，不能用一种“没落、僵化”的语言去寻找一种“上升、运动”的文化，必须找到一种适应发展的现代语言，而且能将平易和深刻结合起来。他反对文学家把功夫花在雕章琢句上，提醒他们不要忘掉自己的基本工作是于“自由、尊严、人道和荣誉。”
萨拉迈·穆萨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主张，相当一部分是正确的，符合时代潮流的，特别是在加强文学与社会联系、注重文学的社会使命方面，更新了旧的文学观念，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他的思想和言论中，也有许多偏激的、绝对化的、非科学的成分，例如，他重视文学的内容，却忽视了文学的艺术性，说文学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而不是美”；他提倡向西方学习，但却走到否定东方和东方文化的极端，大谈“我们是欧洲人”；他强调现代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的文学”，但却往往不加区别地一概否定古代和前人，甚至说出“我们不需要莎士比亚的戏剧”之类的话。所有这些，使他在为新文学进行的斗争中常常孤军奋战，不能找到更多的盟友，不能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或流派。
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开始直到逝世，萨拉迈·穆萨共写出近五十部作品。这些作品多为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和散论，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门类，成为研究埃及和阿拉伯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重要文献。他的早期著作有《超人序言》（1910）、《社会主义》（1913）、《思想自由》（1927）、《艺术史》（1927）等。三四十年代有《论生活与文学》（1930）、《何谓复兴？》（1935）、《埃及：文明之源》（1935）、《英国现代文学》（1936）、《现代修辞与语言》（1945）等。这一时期还创作过一些短篇小说，四十年代末结集出版。五十年代发表了相当一批著作，最重要的有《文学属于人民》（1956），《肖伯纳》 （1957）等。还有一批著作是他逝世后发表的，其中包括曾经被禁止发表的文章的汇编。他还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萨拉迈·穆萨一生重视文化积累和自我教育，他称达尔文是他的“第一位教师”，易卜生是他“生活的同志”，马克思是对他“进行启蒙和施教的第一人”。
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萨拉迈·穆萨是一位最大胆的离径叛道者，而且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他的斗争性就连和他进行过激烈论争的人也都给予肯定。在埃及和阿拉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上，萨拉迈·穆萨确曾起到理论先驱的作用。尽管他的理论还不具有完备的形式和科学的系统性，并不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走向极端。
拉斐仪：“在古兰经的旗帜下”
穆斯塔法·萨迪克·拉斐仪 （1880——1938）是阿拉伯现代文坛最著名的伊斯兰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护者，被称为“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作家”。二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新与旧的斗争空前激烈，拉斐仪以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遗产和价值的监护人的姿态出现，不但固守传统阵地，而且还主动出击，成为与革新派抗衡的中坚力量。
拉斐仪祖籍黎巴嫩，他本人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坦塔。其父为宗教法院院长，家庭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气氛。他自幼受传统教育，从一般的宗教文化知识逐渐转向《古兰经》、《圣训》的深入研究，进而扩展到伊斯兰各学科。宗教教育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成为一名虔诚的、自觉的伊斯兰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拉斐仪成长道路上的不利条件是，十七岁时因严重伤赛病导致听力减弱，最终造成双耳完全失聪，所以他既未完成正规教育，也未能像他同时代其他学者那样获得留学深造和接角更广阔世界的机会。
拉斐仪最初是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出现在文坛的。1902年至1912年分三卷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其间1903年还出版第二部诗集《目击者》。他有古典文学的素养，又受到巴鲁迪诗风的影响，诗作颇得巴鲁迪本人和哈菲兹等人的赞赏。
从1911年发表《阿拉伯人文科学史》（第一卷）开始，逐渐转向散文创作和文学研究。1912年出版该书第二卷，以伊斯兰经训及其修辞为主要研究对象。他后来的文学论战正是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出发点的。
1913年4、5月间，鲁特菲·赛义德在《旗帜报》上连续著文，提倡阿拉伯语埃及化，主张大胆使用欧洲术语，指出不应怕语言使用上出现“混乱”，因为由乱到治是一必然过程。鲁特菲·赛义德的不少支持者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拉斐仪在7月2日的《公报》杂志上提出反驳，他说，要想把阿语埃及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把伊斯兰教埃及化，因为伊斯兰教是建立在这个阿拉伯语上的。
这次交锋只是一个序曲，但已显示出他的主要倾向和论战的特点。拉斐仪用把问题推向极端的辩术，为阿拉伯语的神圣性辩护，显示出他是文坛革新派的一位强劲对手。他像古代宗教语言学派那样，把阿拉伯语和《古兰经》的奇迹联系起来，造成逼人的气势。这是他在后来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最令论敌感到犯难的武器。
在进入二三十年代的激烈论战之前，拉斐仪还写出过以爱情、婚姻和大自然为基本主题的艺术性散文《月下溪》和以反映贫者命运的《可怜的人们》（1917），后者是雨果《悲惨世界》的模写本。这些作品基调都比较沉郁。在1919年埃及群众爱国热情高涨时，他又写出《埃及要和平》等一系列爱国主义歌曲，表现出高昂的激情，受到民众欢迎。
进入二十年代，拉斐仪开始频繁地对文坛上的革新派提出批评。他对阿卡德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进行全面否定，从而引发出双方在文艺创作原则上的多次交锋。
1924年1月，萨拉迈·穆萨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指名批判拉斐仪，说在埃及和叙利亚，有一个拉斐仪和阿尔斯兰为首的文学家阶层，他们眼睛总是向后看，不看则已，一看便只能看到过去。文章说，这一阶层的“文学爱国主义”，建立在“宗教、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文字”的揉和杂混之上。他们“大量继承了阿拉伯人的矫揉造作，而忽略了艺术；攀附皮壳，而抛弃了内核。”
拉斐仪在同年2月份《新月》上发起反击，他嘲笑“新派”把文学变为“新闻”，只注意“内容”，而抛弃了语言。他还对纪伯伦“你们有你们的语言，我有我的语言”的说法，表示不满。他问道：“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利，让你像主人对待自己的私家财产一样支配语言？”他提出，阿拉伯语是建立在不朽之根即《古兰经》之上的宗教语言，只有“无知的伪信者”或“伪信的无知者”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