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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患眼疾，被庸医治瞎。1902年入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盲人部，接受伊斯兰教正统教育。他抱着宁愿在知识的海洋中溺死的热忱，苦读规定的课程，但渐渐对所学知识的价值和教学方法产生怀疑，最终走向否定。他把兴趣转向文学和历史。1908年转入新创办的埃及大学（今开罗大学前身）。在这里他的才能获得充分发挥。1914年毕业时写出长篇论文《纪念阿布—阿拉·麦阿里》，获该校第一个博士学位。他又努力学习法语，三次上书校方，终于赢得留学法国的机会。
1914——1919年，塔哈·侯赛因先后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索尔本大学学习，在一位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法国姑娘的帮助下，系统研究了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和欧洲特别是法国的近现代文化与文学，写出优秀毕业论文
《论伊本·赫尔东的政治哲学》，再次获得博士学位。
1919年塔哈·侯赛因携妻回国，被聘为埃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在 1952年革命前三十多年间还担任过文学院院长、教育部顾部、亚历山大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等职，成为埃及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塔哈·侯赛因的文学建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文学翻译；（二）文学创作；（三）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他投入文坛后最初以评介翻译为主，先后翻译过《希腊诗剧选》（1920）、亚里士多德的《雅典人的制度》（1921）、拉辛的《安德洛马克》（1935）、伏尔泰的《查第格》（1947）、《俄狄浦斯王》 （1955出版）等。他的外国文学评介活动是和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目的在于鉴别，以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来推动阿拉伯现代文学的进程。
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集中在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代表作为长篇传记体小说 《日子》（共三卷，）中篇小说《鹬鸟声声》（1934）、《文士》（1935）、（山鲁佐德之梦》（1943）、《苦难树》（1944）、系列短篇集《大地受难者》（1948）等。
塔哈·侯赛因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工作贯穿了他整个一生，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除了他的两篇博士论文外，他还发表过《论蒙昧时代的诗歌》（1926）、《星期三漫谈》（三卷，1925、1926、1945）、《阿拉伯半岛的文学生活》（1935，后收入《五彩集》）、《自远方》（1935）、《哈菲兹与邵基》（1933）、《谈诗歌与散文》、《和穆台纳比在一起》（1937）等专著或文论集。
在这些论著中，塔哈·侯赛因深入研究可拉伯古代的文学遗产及代表性诗人、作家，介绍欧洲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标准、批评方法，提出阿拉伯新文学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对许多文学创作具体问题发表了个人见解，与许多批评家展开了争论。
1926年，他发表了《论蒙昧时代诗歌》一书。在这本书中宣称：科学的研究方法，应是不顾神学和传统的清规戒律而进行的客观评价，研究者所关心的只有科学真理本身，绝无其他。
在该书前序中他表示，新派不满足于古人所说的话，他们带着“保留和怀疑”去和古人对话。新派所走的这一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他怀疑前伊斯兰时期的文学，这种怀疑将他引至这样的结论：绝大多数被称之为“蒙昧”（伊斯兰教出现前）文学的内容，并非出自蒙昧时期，而是伊斯兰教出现后伪造的，它们是伊斯兰时期的，更多的是代表了穆斯林的生活、习性、意愿，而不是伊斯兰教出现前那个时代的生活。
他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宣布自己的研究是遵循笛卡尔的方法，即抛弃一切成见，忘掉民族的宗教的感情，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独立探索，尽管这是难以做到的。他认为研究不能带有民族偏见，不应受政治倾向的左右，他说：“我们研究阿拉伯文学，不应考虑是否给阿拉伯人增添了光荣，即使研究的最终结果是民族主义所嫌弃的，或政治倾向所憎恶的。”
塔哈·侯赛因申明，写此书的目在于把阿拉伯文学从阿拉伯旧学的宗教偏执和桎梏下解放出来，研究只为文学本身服务，而不是充当阐释《古兰经》和圣训的手段。他表示，他要自由而尊严地研究各种文学的历史，就像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动物学、植物学那样。他说：“有人想让我把研究文学变为传播伊斯兰福音，为反叛宗教者指引迷津，但我不愿传播福音，也不愿和反叛者进行讨论。”
他在书中提出，文学所追求的首先是艺术美。
他在书中甚至对宗教圣典中的记述表示怀疑，这是他受到宗教界人士激烈攻击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说：“《讨拉特》（即旧约）员我们谈及易卜拉欣 （即亚伯拉罕），伊斯马仪（即以实玛利），《古兰经》中也向我们谈到这两个人。但是这两个名字在 《讨拉特》和《古兰经》中被提及，不足以肯定他们的历史存在。”
塔哈·侯赛因的理论观点，是对传统观念的反叛，意味着在研究领域中不再有任何偶像，实际上宣告了把文学视作神学奴仆时代的结束。这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革新，而且是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变革。这无异于向文坛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引起宗教人士和文化界传统维护派的激烈反应。有人提出把塔哈·侯赛因逐出大学校园，有人主张查禁他的书籍，有人要求把他提交法庭审判，还出现了针对他和他的著作的游行，以至惊动了议会和内阁。
塔哈·侯赛因坚决否认对他的指控，他申明自己是穆斯林，信仰真主，但主张“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受任何约束。他提醒人们注意：“文学至今对我们来说是服从宗教的一门学问。在二十世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会把一个研究文学本身的教授视为叛教呢？”他在反驳文章中对爱资哈尔的宗教学者们表示极大不满，说他们是“一愚昧，二顽固”，并指出“谢赫们的僵化是埃及的巨大灾难”。他要求“根除”这种僵化，以保护“今天和未来各代免受其害”。
《论蒙昧时代的诗歌》是作者第一次和环境发生正面冲突，尽管受到传统派的强烈抵制和围攻，他在策略上作了一些调整，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从这一时期开始，塔哈·侯赛因就成为现代文坛新与旧斗争中革新派的一面旗帜。
阿拉伯文学史的研究在当时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星期三漫谈》正是填补这方面空白的有意义的尝试。此书共三卷，是他1922年12月至1924年12月在《政治报》和1935年在《圣战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汇集。在这部著作中对约三十位古代文学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特别是对阿拉伯文学的黄金时代阿拔斯朝的时代性质和有争议的文学家、诗人作出分析和评价，得出了与传统说法完全相抵触的结论。
在《谈诗和散文》一书中，他通过具体实例和相互对比，充分肯定了阿拉伯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提出阿拉伯文学与他所了解的世界三大文学——希腊、罗马、波斯文学——相比，仅次于希腊文学而居“第二位”。反对对阿拉伯文学抱轻视态度，同时主张积极向欧洲现代文学学习。他说：“不应把阿拉伯文学称之为死去的文学，因为它活着，生气勃勃；……同时，我们今天也不能拒绝欧洲的现代文学。我们需要从中吸收营养。”在谈到如何向外国文学学习时，他说：“我们是这样做的：一旦把别人的东西拿来，首先就要好好尝一尝，送进肚里后就去消化它，最后将它消化掉，加以吸收。”他既反对以神圣化的态度对待古代文化和文学，又反对以囫囵吞枣式的态度对待外国文化与文学；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全盘欧化论，塔哈·侯赛因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批评家，而且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在1938年写出的《埃及文化的前景》一书中，他探索消除民族落后与愚昧的途径，主张改变陈腐僵化的旧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产。提出受教育是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就像人有权享用空气与水一样；强调教育与国防同等重要。五十年代初在担任华夫脱党政府教育部长时，签署了免费义务教育的法令，把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
在这本著作中，他把埃及文化的未来和欧洲联系起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认为埃及复兴的道路是“走欧洲人的路”，以成为他们“文明的同路人”。他的观点，实际上是针对把泛伊斯兰主义或阿拉伯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