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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进步，具有促进阿拉伯民族统一团结的作用。对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等的歌颂与美化，是对他开创的阿拔斯朝的黄金时代的一种肯定。美化商人，崇拜金钱，与当时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有关。严厉对待女性、谴责“淫乱”和“背叛”，似乎与刚刚确立的伊斯兰式婚姻制度有关。
阿拉伯历史学家麦斯欧迪（？—956）在其名著《黄金草原》中指出，山鲁佐德的故事源于波斯故事集《赫左尔·艾夫萨乃》即《一千个故事》。另一阿拉伯史学家伊本·纳迪姆（？—约1047）在其《索引书》中提到他曾见到过《赫左尔·艾夫萨乃》的早期阿拉伯译本。有人认为这本波斯故事集的译者就是《卡里来和笛术乃》的译者伊本·穆格法，但未成定论。有一些学者指出，波斯故事集可能源出于印度，原文为梵文，后译为古波斯文巴列维文，最后才译为阿拉伯文。
《一千零一夜》的最初编定者已难考证。根据故事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故事所反映的历史和文化特征，以及笼罩全书的民族精神和宗教气氛，多数学者认为它出自阿拉伯人特别是埃及人之手。在编定之前有一个逐步构筑和完善的过程。据载，十世纪中叶，巴格达作家哲海什雅里（？—942）曾想从当时流传的各类故事中选取一千个故事，每个故事称一夜，编成一个故事集。但他只编到四百八十夜就逝世了，这一工作即告中断。这可能是阿拉伯人编纂《一千零一夜》这类书的最初尝试。以后又有许多作家从事这件工作。及到十一、十二世纪，阿拉伯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埃及，于是又加进不少埃及故事。据埃及历史学家马格利齐 （1364—1442）记载，一个生于法蒂玛王朝阿迪德哈里发时期的被称作“古尔蒂人”的埃及文史家，第一次使用《一千零一夜》这个书名，在此之前人们只称作《一千夜》。在一百或者一千之后加上一，极言其多，是中东地区许多民族的一个语言习惯。
《一千零一夜》成书的上限，即它的早期手抄本开始流传的时期，大约在八、九世纪之交，即中国史称“黑衣大食”的时期；成书的下限，人们根据故事的增补、衍生、变异，甚至根据书中提到“咖啡”之类和“咖啡”传入中东的年代加以考证，再对各种手抄本进行比较，最后估计该书到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初才在埃及基本定型。由此可见，《一千零一夜》不是某个作家独创的，也不是在一时一地形成的，而是中近东地区广大市井艺人、文人学士经过几百年收集、提炼、加工而成的，它的故事和成书过程凝聚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及与阿拉伯民族相邻的许多民族人民的智慧、知识和历史经验，此书是东方文化交流的结晶的见证。
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奈比亚·阿波托教授，在埃及古籍里发现了两页
《一千零一夜》的抄本残篇，经鉴定是九世纪的抄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抄本。此外，在伊斯坦布尔、巴格达、阿勒颇、撒马尔罕、突尼斯等地，也曾发现过一些抄本，不过年代较晚，多为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抄本。这些抄本故事已趋一致，但内容上也有一定出入，篇幅长短也有某些不同。
十八世纪初法国外交官加朗根据叙利亚抄本首次把《一千零一夜》译成法文出自版。这个译本比阿拉伯文印本还早一个世纪。1814年至1818年第一个阿拉伯文印本出现，称“加尔各答头版本”。之后德国东方学家哈比希特根据突尼斯抄本印行了十二卷本，称“博尔斯伦本”。1835年开罗发表了正式订正本，即著名的“布拉克本”，此本被公认为是阿拉伯文印本中的善本，但缺 《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两个著名故事。
《一千零一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评价，对阿拉伯和世界各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高尔基称它是民间口头创作中“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大约在十字军东征时期（1095—1291），《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就已传到欧洲。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塞万提斯的 《堂吉诃德》以及许多欧美现当代作家、音乐家、画家等，在创作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一千零一夜》的影响或利用过它的素材。阿拉伯现当代作家、戏剧家、诗人如塔哈·侯塞因、陶菲格·哈基姆、马哈福兹等，也都受到过《一千零一夜》的艺术启示，创作了许多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的作品。
阿拉伯文学复兴时期的文学
埃及文学复兴的步伐
阿拉伯各国自十六世纪初开始，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完全兼并。在随后的三百多年内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处于停滞落后状态，文学缺乏良好的环境和动力，难以取得阿拔期时期那样的成就。
1788年法国拿破仑率军侵略埃及，打开了长期封闭的阿拉伯世界的大门，东西方文化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重新开始接触、交流、结合。这一次与阿拉拔斯时期不同，当初阿拉伯人是欧洲人的“老师”，这一次变成了“学生”。
十九世纪上半叶以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埃及当权派，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他们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开办学校、建立工厂，向欧洲学科学，学军事，学技术。一个以塔赫塔威（1801—1873）为首的留学生群体出现了，他们成为介绍欧洲思想文化成果的先锋。
里法阿·塔赫塔威曾在开罗资哈尔大学学习，1826年被派往法国做留学生的督学，最后他自己也成了留学生。回国后他先后担任语言学校校长、翻译局局长、军校校长等职，创办过《埃及时事报》。他成为埃及翻译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本人翻译过 《法国诗选》等文学作品。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大批叙利亚作家为逃避战乱和迫害来到埃及，这批知识分子为现代埃及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通过他们所办的报刊杂志，将埃及文化和欧洲文化越来越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翻译活动在这一时期的埃及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塔赫塔威的学生奥斯曼·杰拉勒（1828—1898）移植了莫里哀、拉辛等的剧本，其他翻译家也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剧本，还有大仲马、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雨果的浪漫主义小说，莎士比亚的剧本，以及俄国文学作品。到二十世纪初各种文学类译本、转述本、改写本、舞台剧改编本等已达一万余种。这一翻译活动向埃及人和阿拉伯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使作家诗人们看到了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的巨大可能性，从而起而效学，模仿，进而进行创造。
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埃及的战界地位更加突出，英法对埃及的争夺也更加激烈。1879年英法达成共管埃及协议。当1882年埃及掀起民族主义的奥拉比革命时，英国不惜代价地进行了镇压。在这次革命失败后，埃及复兴派诗人的代表巴鲁迪被流放锡兰岛，使埃及文学界遭到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巴鲁边的学生邵基、哈菲兹等很快举起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诗歌的旗帜，并且使埃及诗坛出现了空前活政的局面。
1906年埃及发生丹沙微惨案，英国占领者的暴行更激起埃及人民的愤怒。这一事件大大加强了埃及作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的感情，们们的一部分作品带上了重在悲愤色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宣布埃及为“保护国”，当大战结束时，埃及人民民族独立的要求变得空前强烈，一场大规模的反英爱国斗争在全国各地掀起来了。这场斗争成为埃及诗人创作最重要的题材之一。
埃及文学复兴的成果表现在文学的各个方面，这是一次全面的复兴。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埃及的散文文学得到很大发展，并且与社会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卡赛姆·艾敏（1865—1908）关于妇女问题的两本书《解放妇女》 （1899）和《新女性》（1901），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广泛反响，对文学家的创作也有启示作用。宗教改革家哲马勒丁·阿富汗尼（1939—1897）和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笃 （1849—1905），以及爱国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等的文章和演讲，也是这一时期散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阿卜杜拉·纳迪姆（1843—1896）和阿卜杜拉赫曼·卡瓦基比（1854—1902）也是重要的散文作家。
在戏剧小说创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