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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历来被认为是净化人的灵魂的神圣的殿堂，但是建造这个圣殿的人却和世间的芸芸众生一样，既有圣徒，也有小人，有人才华横溢，也有人才具平庸，于是彼此之间既可能有纯洁的友情，亦可能产生矛盾、裂痕、争斗。
《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问世以后，一个传说就在暗中传播：这部小说不是肖洛霍夫写的，他是剽窃别人的！
这个“别人”亦是有名有姓，他叫谢·哥洛乌舍夫，他写过一本《静静的顿河》，他的职业也并非引车卖浆者流，而是一位评论家。
谣传是长了有翅膀的——它的传播速度往往比公开发表的新闻还快。很快，这个谣传就象瘟疫一样在文学界流传开来。而且谣传总以特有的方式传播：隐蔽的、偷偷摸摸的，拒绝站出来以公开的方式来证实自己的身份和存在，仿佛是用游击战术来与对手较量——你进我退，你退我追。于是，从1928年开始，肖洛霍夫就被谣传所中伤，到了《静静的顿河》第三部前十二章发表的1929年上半年，谣传达到了沸沸扬扬的地步。
1929年，肖洛霍夫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倾吐了他对谣传的极度厌恶和愤怒的心情：
我厌恶这种生活，讨厌极了。我决定，假如有哪个坏蛋掀起运动反
对我，并且带着这种卑鄙的腔调，我就在刊物上发表声明，说明事情的
原委，并且声称：把你们所有的一切完完全全都摆出来吧，给你们两个
月的时间。我就等上两个月。以后再开始工作。否则你刚拿起笔，而“魔
鬼”就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拷问你：“你不是白卫军军官吗？不是老太婆
代你写的小说吗？你帮助富农吗？你忠实于右倾吗？”结果，甚至会把
象我这样十分有教养的人，变成一个张口就骂娘的家伙，变成一个粗鲁
汉，并且还会迫使他得上忧郁病。
肖洛霍夫还给自己的恩师、文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
我的手都握不住笔了，心里感到极大的痛苦。为了什么样的怨恨，作家兄弟们要对我发起这样的攻击呢？实际上这一切都来自文学界。
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怨恨”呢？难道肖洛霍夫在政治上与谣传的制造者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抑或肖洛霍夫个人在生活中与这些人有什么个人的恩怨，得罪过他们？
其实都没有。
谣传的背景其实很简单：肖洛霍夫惊人的成就使他的某些同行非常恼火，他们嫉恨他，从内心深处极度地嫉恨他。
而世上恰恰有一个谢·哥洛乌舍夫，此人也确曾写过一本《静静的顿河》，不过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本旅行扎记和生活随笔。这部书里的确提到过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顿河哥萨克人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政治态度。但是，这本书与肖洛霍夫的 《静静的顿河》风马牛不相及，唯一相同之点就是两本书都冠以同样的书名。
如果肖洛霍夫真是一位剽窃者，他何必连书名都不改，把原作的书名保
留下来，岂不是有意引起别人的注意么？如果谣传的制造者真正掌握有证据，为什么又不把证据公诸于众，让事实本身来说话呢？
在肖洛霍夫痛苦得难以继续《静静的顿河》第三部的写作的时候，1929年3月29日，以绥拉菲莫维奇为首的几位著名作家，受当时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书记处的委托，在俄共中央机关报 《真理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由于无产阶级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取得了理应得到的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就散布恶毒的诽谤，似乎肖洛霍夫的小说是剽窃别人的手稿，似乎关于此事的材料存在于联共 （布）党中央或检察机关（同时还提到报刊杂志编辑部）。
这种卑鄙的诽谤本身无须驳斥。任何一个了解肖洛霍夫以前出版作品的人，甚至不精通文学的人，也能毫不困难地发现肖洛霍夫那些早期作品和《静静的顿河》之间的共同的风格特点、写作手法、描写人物的角度。
同肖洛霍夫同志共事非止一年的无产阶级作家们，了解他的全创作道路，了解他用几年的时间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工作情况，熟悉他为写作小说而搜集过和研究过的那些材料，熟悉他手稿的草稿。
在上面那些机关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损害肖洛霍夫同志的材料，这些材料也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其他机关，因为这种材料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发表这封信，因为类似这种的谣言带有一贯的性质，几乎伴随着每个新的有才华的无产阶级作家
……
为了使诽谤者和造谣者不敢效尤，我们请求文学界和苏联公众帮助我们，揭露“罪恶的具体代表者”，以便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
紧接着，北高加索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书记处也在《高潮》杂志上发表通告，通告中郑重声明：
对肖洛霍夫同志提出的指控是最卑鄙的诽谤，经过调查之后，没有一个指控得到证实。
对著名作家最严重的指控是建立在庸俗的流言之上的，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理事会对此表示自己极大的愤慨。
……
每一个诚实的苏维埃公民，第一个珍惜无产阶级文学成就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流言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散布的，并且只对他们有利。
几十年后的读者看到这些声明，会对其中充满政治性的词汇而多少感到有些不习惯。后来的事实证明，谣传的制造者倒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敌人”，而只是文学创作的同行，甚至还不止是同行，他们与肖洛霍夫还同属于“无产阶级”，是同一个营垒中的“战友”；他们的目的也并非什么“诽谤无产阶级作家”，而只是出于对一位年轻的文学巨匠的嫉恨。类似事情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都曾发生过，以后肯定还将出现。
不过，当时的苏联全国和地方的作协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也绝非偶然。事实上，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确非常激烈，这种客观的社会现实也必然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形成空前浓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上述的声明，就是当时苏联文学界阶级斗争十分鲜明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有意思的是，一方面一批作家运用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来保护肖洛霍夫，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称诽谤他的人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作家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抨击、批评肖洛霍夫，指责他的小说创作是“站在富农和反苏分子的立场上”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如果说有关 《静静的顿河》著作权的谣言是小人的嫉恨造成的，类似的情况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那么，后一种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指责《静静的顿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则是在当时苏联文学界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争论。这场争论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对肖洛霍夫写作《静静的顿河》同样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迫使他放慢了写作速度。
这场争论早在1927年底《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问世之际就已见端倪。当时，肖洛霍夫把第一部手稿寄给了《十月》杂志编辑部，编辑部阅后认为，这部小说只不过是描写了战前哥萨克的日常生活，缺乏尖锐的政治思想性，因此不能发表。
幸亏这部手稿又送给了《十月》杂志的名誉编辑、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绥拉菲莫维奇，他与肖洛霍夫同样出身于顿河哥萨克村镇，同样熟悉哥萨克的独特的生活，所不同的是，他同时又是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人，他的长篇小说《铁流》使他的作家头衔前面无可怀疑地拥有“无产阶级”几个闪耀着时代光芒的字样。绥拉菲莫维奇看了手稿，立刻建议《十月》杂志不加任何删节，全文发表。
当一个天才刚刚诞生的时候，因为自身还很弱小，它和一切初生的弱小的生命一样，是需要保护、照料的。绥拉菲莫维奇果断的决定就保护了《静静的顿河》，使它得以出世，与世人见面。
不仅如此，绥拉菲莫维奇还充满热情地给《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序言，序言中称肖洛霍夫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同谁都不相象的、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具有远大前景的作家”，这一连串的褒奖之词，比起两年前绥拉菲莫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