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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疯狂行为。
不能说以前这类题材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和表现的思想不对，恰恰相反，它们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当敌人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的胸前的时候，当祖国土地在侵略者的蹂躏下痛苦地呻吟的时候、作家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拿起武器投入反侵略的战斗，一是用笔来激励人民奋起战斗、消灭侵略者。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背叛，作家也就丧失了起码的人格。事实上，肖洛霍夫在战争时期所发表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和短篇小说《学会仇恨》，都贯穿激励人民、消灭敌人的主题。《学会仇恨》在开头就引用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没有学会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仇恨敌人，就无法战胜敌人。”激励人民仇恨敌人和千方百计地消灭敌人，这就是当时的战争对苏联人民包括作家提出的要求，这一要求很自然地变成了描写反法西斯战争的小说的主题。
但是战争毕竟过去了。从1945年到1956年这十一年间，苏联人民包括作家都有机会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对过去了的战争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苏联人民和作家在庆祝自己战胜法西斯伟大胜利的同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不会忘记自己为此付出了两千多万人的牺牲这样一个极为惨痛的代价。没有人比苏联人民和作家更真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无情，更清楚地意识到战争毁灭性的灾难后果。在过去的十年中，虽然没有继续爆发涉及到苏联的战争，但战争的阴云并没有驱散，相反还越来越浓厚——不论在苏联的西方还是东方，它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在欧洲，苏联和对方都以几百万大军彼此严阵以待，在亚洲，苏联所支持的中朝军队和以美国为核心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打了三年异常凶猛残酷的战争。更为严峻的事情是，在世界大战的后期和结束不久，美国和苏联这世界两大对峙集团的代表都先后分别掌握了具有空前规模杀伤力的核武器。核武器在世界大战结束时匆匆露了一面，即以两枚原子弹造成二十多万人的死亡。应该说，从1945到1956年，在苏联的国土上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却象头顶上的乌云一样笼罩在苏联和全世界的上空，它一旦化为狂风暴雨，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作家如果仅仅象以前那样，告诉自己的人民应该学会仇恨、消灭敌人，那就显得有些不够了。当然还应该继续这样做，使自己的人民不放松警惕，不松懈斗志，不丧失信心，而同时一个更深刻的命题也摆在作家的面前，那就是应该回答究意应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只有仇恨和消灭敌人的英雄气慨，是不能称之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仇恨有助于消灭侵略者，但无助于防止和制止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战争。
《一个人的遭遇》就是肖洛霍夫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时代命题的回答。
在写这篇小说之前，1948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情，这事情与创作没有直接关系，却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读者了解肖洛霍夫思想，而且是对他的创作有关系的思想发展的轨迹。
这年的夏天，肖洛霍夫在紧张地写作 《他们为祖国而战》的第二部时，空暇时间里曾去诺沃契尔卡斯克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研究所，他知道这个研究所有一批德国战俘在那里劳动，他也听说过苏联人对这些战俘的态度还可以，当然也不会有特别的热情。在所里的土地上，肖洛霍夫久久地看着德国战俘在认真而细心地耕种俄国的土地。他长久地注视着，眼神变得越来越忧郁，忽然毫不迟疑地走到所里的酿造师面前，以诚恳的语气请求倒一些酒给德国战俘喝。肖洛霍夫的举动令在场的苏联人和德国人同样地吃惊，前者感到了肖洛霍夫话语中极诚恳的语气，第一次给战俘们斟上酒，后者没有想到战俘居然能喝上酒，情不自禁地露出感激的神态。
在这样一个场合，肖洛霍夫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他说，他在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扭转战局的胜利之后，就已经感到，我们已经不必“歇斯底里地大喊：‘打死德国人！’”因为“不这样我们也已经能把他们收拾掉”。肖洛霍夫特别指出，他所以这样说，“是出于对人类负责的责任感”。“对人类负责的责任感”无疑是一句极重要的话。不是只对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负责，是要对所有的国家和整个人类负责，从对人类负责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就是肖洛霍夫的胸襟。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时候，他所考虑的还只是表现“真实的历史和生活”，他的写作也全部服从于表现“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因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时，他考虑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作品“有助于共产主义建设”；在反法西斯战争最激烈之际，他写作《他们为祖国而战》时，他考虑的是怎样使读者“学会仇恨”，“为祖国而战”。现在，他在创作的动机、创作的视野、创作的目的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他的创作是要“对人类负责”。
这是一个严肃的作家面对世界的庄严的声明。正是要“对人类负责”，肖洛霍夫写作了《一个人的遭遇》。尽管他已经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形成自己鲜明的独特的个性的作家，而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仍不免要再三斟酌、反复酝酿。
从1948年到1956年，肖洛霍夫积蓄了八年时间。他没有轻易动笔，他在思考、构思。最后，安德烈·索科洛夫从他的笔下诞生了，背负着战争的创伤，步履蹒跚地向读者走来。
安德烈·索科洛夫向读者走来的时候，时间是1956年的最后一天，再过一天世界就进入1957年了。安排这一天来发表这篇小说，无疑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苦难的过去的结束，也象征着光明的未来的开始。安德烈·索科洛夫向读者讲述、展现他的遭遇的时间要倒退十余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1946年。肖洛霍夫要他的主人公倒退十余年来向读者讲述他的遭遇，显然是想让他的遭遇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给读者印象更深的背景氛围。战争刚刚结束，苏联的大地上满目疮伤，到处是战争造成的废墟，索科洛夫本人更是战争灾难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明：他身体削瘦，衣衫不整，两手空空，他的眼睛更集中流露出他的悲哀：“一双好象是蒙上了一层灰的眼睛，表现出那种不堪忍受的、死亡的悲哀，以至只要看上它们一眼就使人感到心痛。”
与肖洛霍夫其他小说不同的，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作者本人也出现在小说画面中。他似乎再也不能沉静地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独自地诉说，他自己也要加入进去，于是“我”在公路尽头的河边与索科洛夫不期而遇，索科洛夫的故事就在“我”的面前平静而又刺痛人心地展开了。
通过索科洛夫的叙述，小说把读者又带回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战争中去。这场战争已经在许多作家，包括肖洛霍夫本人的笔下多次出现。但从索科洛夫这样一个普通的苏联人的嘴里讲述的战争回忆是同别的小说中描写的战争场面明显不同的。对索科洛夫来说，这场战争给他留下的最直接、永生难忘的回忆是他一生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全部都被战争毁灭了。与他结婚十七年的妻子死于德军的轰炸，妻子去世时他正在遥远的前方；他最喜爱的记忆中是活蹦乱跳的女儿同样死于德军的轰炸，女儿幼小的生命消逝的时候他一无所知；他的儿子满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走上前线，随着反攻的部队一直打到法西斯的老巢，然而就在胜利向人们走来的时候，他的儿子倒在法西斯垂死挣扎射来的枪弹下，长眠于他乡的土地上。现在这个巨大的世界上只留下索科洛夫自己，他所有的亲人都被战争送到另一个冰冷冷的永无天日的世界上去了。索科洛夫的遭遇使人想到《静静的顿河》的结尾，也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战争之后，葛利高里回到家乡，迎接他的只有一个小儿子，其余的人或直接死于战争，或在动乱的年代不幸早逝，葛利高里也感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与绝望。现在，索科洛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分享了葛利高里昔日的痛苦感受，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又远远超过了葛利高里——索科洛夫的亲人全部死于战争，连一个幼小的孩子、连自己家庭的院落也没有留下。
索科洛夫的遭遇是对战争的残酷无情最沉痛、最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