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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把历史的场面都放在一个普通人战争前后的命运变化中，以一个普通人的遭遇来表现战争的罪恶后果。这样，小说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就成了无数普通人的象征，他个人和全家的遭遇就成了无数个人和他们的家庭不幸的缩影，他的遭遇回答了时代的问题，那就是战争是摧残人类、毁灭人间一切美好东西的罪恶源泉，一切有理智的人都应该反对和制止战争。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的遭遇》显示了惊人的艺术力量。
在这篇小说中，肖洛霍夫实现了他创作生涯中的第三个飞跃——在创作《静静的顿河》时，他所追求的是表现历史的真实，试图以写实的手法把十月革命前后哥萨克生活中的巨大变化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时，他所追求地是顺应时代的潮流，通过小说塑造的艺术形象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为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服务；在创作《一个人的遭遇》时，他所追求的是通过一个故事来回答现实生活中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课题，即如何看待战争和人类的关系。在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肖洛霍夫是以记录历史事变的真实画面的作家身份出现的，在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他不再是一个单纯地描绘生活画面的作家，还是一个自觉地把创作与政治运动相联系并为之服务的作家，在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他超越了过去的角色，试图以自己的艺术思考来解答当代世界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命运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阶段，肖洛霍夫达到了世界上许多文学巨匠最终达到的高度，即不仅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哲学家。
作为哲学家的艺术家，与以哲学为职业的纯粹的哲学家是不同的，后者通过逻辑思维认识和解释世界，前者则借助形象思维和文学形象来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但在给世人以启迪这一点上，他们又是殊途同归的。当《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之际，有些读者还不能马上理解安德烈·索科洛夫形象在当代世界上有何种意义，而过了几十年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由两大阵营地峙造成的“冷战”向缓和的方向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制止战争，争取和平，为世界上千百万的普通人争取一个和平的生活环境，是摆在当代人们面前的最重要的使命。否则，安德烈·索科洛夫的悲剧还会重演。
肖洛霍夫在1965年12月10日举行的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我们生活在不平静的年代。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希望战争。存在着把整个整个的民族抛进战火的力量。战争的灰烬，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不到边际的废墟的灰烬，怎能不敲打作家的心房呢？一个正直的作家，怎能不反对那些妄图让人类自我毁灭的人呢？
一个不认为自己象是被拥到奥林匹斯山上，凌驾于各种敌对势力搏斗之上，对人间疾苦漠不关心的神灵，而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儿子时，人类的一个小分子的艺术家，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任务是怎样的呢？
正直地同读者谈话，向人们说出真理——有时是严峻的，但永远是勇敢的真理，在人类心灵中坚定对于未来的信念和对于自己能够建成这一未来的力量的信念。要做一名争取全世界和平的斗士，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在它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培养这样的斗士。要把人们联合在他们追求进步的自然的和高尚的意向之中。艺术具有影响人的智慧和心灵的强大力量。我想，那种把这一力量运用于创造人们灵魂中的美和造福于人类的人，才有权称之为艺术家。他又说：
我愿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些，心灵更纯洁，唤起对人的爱，唤起积极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意向。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就是幸福的。
这些话，表达了肖洛霍夫对文学艺术创作所负的使命的理解，同时也概括了他一生小说创作的追求。
肖洛霍夫于1984年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他给世人留下的作品被用七十多种文字出版了八千多万册，流传于几十个国家；
他一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和五枚列宁勋章、两枚镰与锤金质奖章；
作为一个从哥萨克村庄成长起来的作家，肖洛霍夫一步一个脚印地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他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读者通过他的小说认识了哥萨克和苏联人民，他以自己的作品证明，哥萨克不仅是英勇的战士，也有自己深厚的文化。这是哥萨克人的骄傲。
葛利高里：人的魅力
读过《静静的顿河》的人都不会忘记葛利高里·麦列霍夫。
这就象读过 《三国演义》不会忘记曹操、诸葛亮，读过《水浒传》不会忘记林冲、武松，读过《西游记》不会忘记孙悟空、猪八戒，读过《红楼梦》不会忘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刘姥姥一样；
或者象读过莎士比亚的剧作便永远记住了哈姆雷特、李尔王，夏洛克、罗密欧与朱丽叶，读过《唐·吉诃德》便永远记住了这位手持长矛的骑士，读过《吝啬鬼》就记住了阿尔巴贡的名字，读过《浮士德》就难以把浮士德从记忆中抹去，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也就把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永远地埋藏到心底。
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文学典型形象都是令读者难以忘却的，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命运给读者以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往往比世间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更具生命力，长久地活在读者的心目中，耐人玩味，启人深思。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形象。
有趣的是，和许多文学大师一样，肖洛霍夫塑造了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却不能透彻地说明自己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929年，当有的读者询问，为什么肖洛霍夫要把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写成一个“动摇不定的人”时，他这样告诉读者：
依我看来，麦列霍夫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独特象征。
到了1935年，他又说：
麦列霍夫有着十分特殊的个人命运，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在他身上体现中层哥萨克。……当然，我将把他从白军中夺回来，但是，我不准备把他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把这两段话略加对比，就不难看出肖洛霍夫对自己塑造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解释前后并不一致，他一方面说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独特象征”，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想在他身上体现中层哥萨克”，一方面表示“将把他从白军中夺回来”，另一方面又声明“不准备把他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说肖洛霍夫在描写葛利高里时得心应手，那么，他对葛利高里的解释则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游移不定。
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成功的文学典型形象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具有多重的社会属性，他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与身边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独特的为人处世的方式，有丰富而且在不断变化的情感，一句话，他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是复杂的多面体构成的。如果只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解释人的丰富性，无论这一个方面有着多大的概括性，都会显得片面，失之以偏概念。读过《静静的顿河》的读者，只要具有初步的健康的文学鉴赏能力，都不会把葛利高里简单地看成是一个“顿河哥萨克中农”，同时既不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白军”，也不会认定他将“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
就如同母亲只能生出、养育孩子，而无法预计日后孩子长大成人后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作家也只能塑造笔下的人物，却很难说清他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联一位研究肖洛霍夫的学者曾深有感慨地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葛利高里·麦列霍夫。”
每一个读者心目中大约都有自己的葛利高里，在读《静静的顿河》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重塑了一个葛利高里。不过，作为小说描写人物的葛利高里，他的性格和命运都有其基本的轮廓，重塑葛利高里只能在这些基本轮廓的范围内去见仁见智。因此，介绍这些基本的轮廓，将有助于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葛利高里的形象。
麦列霍夫的家庭是顿河千万个哥萨克家庭中的一个，但有着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