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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期。
乌鲁克文化时期的经济发展比以前的速度加快了，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
居民聚落大幅度增加、城镇建设比欧贝德文化时期有明显进步。围绕乌鲁克，
已形成了中心城镇、小型城镇、农村居民点三种层次的人口分布格局，这种
状况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反映了社会制度开始
发生较大变化，一些人得以掌握大量剩余产品和分配的权利，国家组织正在
逐步替代氏族部落组织。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3200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
农村居民增多了6倍，小镇增多3倍，除了本地人口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增
长外，周围许多农业不发达或以游牧为生的氏族纷纷迁徙到苏美尔地区定居
也是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乌鲁克遗址，神庙位于城市的中心，是当时规模最
大的建筑，也是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神庙周围是官邸，再外
围是手工业作坊和匠人的居室，最外围是农业居民。这种布局反映了当时社
会已初步形成等级，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乌鲁克文化晚期，城镇遗址
急剧增加，农村聚落却所增无几，反映了血缘氏族村落在停滞和解体，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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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镇蓬勃发展，也反映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形成。
在乌鲁克遗址的城市建设遗迹中，考古学家清理出层层高台顶上修筑的
祭神塔庙。这一时期的神庙不仅建筑在分层铺砌的高台上，而且设置了规模
宏伟的梯道。有一座供奉女神埃安娜的“石庙”大殿，使用了在苏美尔甚为
名贵、十分难得的石灰石，极其壮观，长86米，宽达33米，石庙旁边的庭
院廊柱采用红、白、黑色陶制锥状镶嵌，呈圆柱或半圆柱形，柱经达 2。62
米，镶嵌的几何纹样十分美观，又起到了加固作用。位于神庙中部的双侧楼
梯的外表与这个门厅廊柱一样，也是镶嵌装饰，表现出苏美尔文明的经济发
展水平、杰出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才华。
乌鲁克文化手工业经济领域主要生产是制陶业和金属制造业，总的看
来，制陶业从哈拉夫文化的盛期、欧贝德文化的持续期而转入衰落，逐渐让
位于日益发展的金属制造业。乌鲁克文化后期，手工业的另一种代表圆筒印
章制造业开始出现，成为苏美尔文明的标志。陶器的变化是显著的，昔日精
美的彩陶已全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素面陶，轮制的磨光红陶和灰陶上，往
往有弦纹装饰。作为盛器的杯、盘不见了，大量流行一种敞口直壁碗，制法
简单粗糙；罐类较多，主要用于贮藏，这与食品种类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加有
一定关系；瓶、壶在各地也普遍存在。快轮制陶的方法和不再精心彩绘，以
及对火候的有效控制，使制陶工业降低了成本，扩大了产量，虽然审美价值
在下降，经济效益却有很大提高。因此，陶器的变化不能表示制陶业的衰败，
只是彩陶艺术的消亡，这种变化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变化的要求，同时也反
映出人们的手工业生产正越来越转入金属制造业。乌鲁克文化时期，两河流
域的金属制造业在北部比南部更为发达。在北部的著名遗址高拉，欧贝德文
化时期的堆积中发现了七八件铜制品；到了乌鲁克时期则发现了20多件铜
器，有铜扣、铜凿、铜锥、铜针等；在乌鲁克文化之末的捷姆代特·奈斯尔
时期，金属制品猛增至60多件，其后的早期王朝初期文化堆积中有铜制品
334件，说明乌鲁克文化晚期的金属制造业是发展很快的。除了铜器以外，
还有其它金属制品，以金器最为多见，主要是各种装饰物。
稍晚于乌鲁克文化的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是乌鲁克文化之末与早期
王朝之间的过渡时期，年代在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这种文化以最初
发现于巴比仑城址西北的捷姆代特·奈斯尔遗址定名，典型遗址还有乌鲁克、
阿格拉卜、奥海米尔、法拉、阿斯马尔等。这一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
发展更快了，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农业生产仍以石制工具为
主，如镰、锄、刀等，铜制的工具和武器仅发现了匕首、斧头和鱼钩，数量
很少。一些陶印章上雕刻着驯服牡牛、狩猎等图象，说明渔猎和畜牧业是农
业经济的补充。在手工业生产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彩陶工艺的恢复。
各遗址发现的陶器主要是轮制的彩陶，大多绘有几何形图案和写实的图画，
在器表光亮的泥釉上仍与过去一样以红色、黑色或棕色在器物上部绘画，不
过素面陶的数量仍大于彩陶。这一时期还流行石制容器，常饰以浮雕或几何
纹样，其中以乌鲁克遗址出土的一批石容器最为典型。出土的泥板上以象形
文字的苏美尔语刻写，主要记载着经济活动及词汇表。当时苏美尔平原的居
民与东面的埃兰、西面的叙利亚、巴基斯坦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并进一步
加强了与尼罗河沿岸各部族的商业联系。在埃及的涅伽达，发现了这一时期
苏美尔的青金石圆柱形印章。伊朗东南部索昆河谷的铁佩·雅亚遗址，地处
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曾是苏美尔与伊朗、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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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联系的中间站，伊朗东南部出产的皂石和阿富汗的青金石，就从这里运
往苏美尔各城邦，苏美尔人则用工艺品、毛纺织品、金银器与之交换。在这
一时期，开始使用驴拉的木轮车。除了继续使用芦苇束来编造船只外，也开
始用木料造船。
从哈拉夫文化到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铜石并用时代
的发展，两河流域最终结束了史前时代。两河流域的前王朝时代，以农业经
济的持续发展、手工业与农业的逐渐分离、城市和城邦的发生与形成为特征。
这一阶段既包括了原始农业经济的解体，也包括了文明时代的序幕和奴隶制
经济的萌芽产生。随着城市，金属制造业和文字的出现，以两河流域为主体
的西亚地区经济发展进入了奴隶制的早期王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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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早期王朝时代的经济
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化进入早期王朝时
代。
早期王朝时代，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已基本确立，虽然氏族社会晚期的军
事民主制残余仍旧存在，但王权已逐渐强大，以大奴隶主为核心的君主政体
日趋完备了。在这一地区，基什、乌尔、拉格什、乌鲁克等城邦国家林立，
互相争伐。在奴隶制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世俗贵族的权力不断加强，与
此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也在形成与完善。
农业始终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神庙原来所拥有的大量土地和奴隶，逐步
属于国王所有。早期王朝开始阶段，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其一为
神庙的土地，其二为农村公社遗留的土地，其三为国王、贵族和祭司的土地，
前两种是占居主要地位的。在各个城市的建设中，神庙总是雄踞于民居之上
的宏伟建筑，反映了神权的至高无上。但是，逐渐扩大的王权这时已与神权
并驾齐驱。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一带的马里城，当时是一座繁荣的都市，在
这里发掘出许多神庙，出土了不少神像和国王的雕像，同时出土了不少陶器、
贝壳镶嵌物、石印章和青铜器，表明国王的权力与神权是可以杭衡的。随着
王权的加强，神庙土地因不许买卖而逐步成为国有土地，并逐渐为国王、贵
族和祭司所攫取。在捷姆代特·奈斯尔出土的一份泥版文书上，记载了这些
人瓜分约1500公顷神庙土地的情况：
城邦统治者“恩”即国王一人独得1000公顷；
女祭司122公顷；
商人首领103公顷；
军事指挥官100公顷；
①
首席法官95公顷；预言家64公顷 。
这种瓜分直到早期王朝末年仍不断出现，使神庙土地相当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