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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一定“土”净！否则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现在，我的心态越来越平和，内心的法喜越来越充满。这是一个五浊恶世，我承认。但就像我真正学佛后，我对人生的态度越来越积极，而且这种态度也越来越多地感染着我周围的人一样，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这个世界一定会被佛法渲染成心的欢喜海洋。其实痛苦、烦恼原本就不是我们心性的本体，只不过我们暂时被假象蒙蔽而已，而佛法就是刺破眼翳的驱幻药。所以我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趋入佛法而致心明眼亮。
终于有一天，我来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终于在一个殊胜的时刻，我见到了法王如意宝及心仪已久的一位活佛。活佛又给我取了一个法名，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他给我取的名字叫嘎瓦嘉措，意思正是欢喜海洋！
在佛学院浓厚的闻思修氛围中，我沉浸在佛法的欢喜海洋里。而眼望着还沉沦在苦海中的众生，我不禁默默发愿，此生一定要追随我的第一个皈依师，以及后来碰到的佛学院高僧大德们的足迹，像他们一样，把所有众生都能摆脱痛苦当作最高的奋斗理想！
当李君以非常欢喜的表情、讲述完他从世间欢乐跃升到佛法带给他的欢乐这个过程后，我不禁也生起欢喜心来。李君并没跟我提到他要出家修行的事，但从他的口径当中，我已能体会到他对自己的皈依上师有坚定的信心。按照佛陀的教言，一个人皈依后，如心性不变则一定会成就。所以我想李君未来也一定会很快成就的。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就在《涅槃经》中说过，“何人皈依三宝，彼等速得佛果。”正是因为如今的人们对佛教比较陌生，相对来说，又大都信仰现代科技的成就，所以要想体会佛法的甜蜜与利益就不是一件易事。这样，幸福而快乐的人生就往往与自己失之交臂。
我们这个时代的年青人在已获得了难得的人身后，有没有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人身到底取得了实义没有？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世间最有意义的事就是闻思佛法、修行佛法。懂得了佛法的真义，就决定获得了解脱的把握！
为了心中的理想
八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有一位女士站在了我办公的木板房门外。推开窗户，我就听到她用激动的声调自我介绍说，她来自东北，发心要在这里求学佛法。看到我略显犹疑的神态，她赶忙拿出了身份证、工作证等各种证件，末了，还递给我一张北外的毕业证书。
其实我的迟疑并非因为怀疑她的身份，我只是对她能否长期呆在这里没有把握而已。一方面，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能舍弃城市生活、跑到这里确实不易；一方面，我又见过很多类似身份的修行人，在刚开始时勇猛精进，及至行到半途，便纷纷退失了信心。这位女士会不会也如此呢？
后来她就在学院住了下来，再后来，在上师三宝的加持下，她落发出家了，并取法名圆明。我一直是这整个过程的旁观者与审视者，而我的眼睛及心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修行人，因她已把上师教言完全融在心间。
八年来，未曾见过她东跑西颠、说长道短；也未曾见过她懒散度日、轻率放纵。即就是在学院碰到很大违缘之时，许多道友都已四散而去，她仍坚定地留在藏地，并发愿永远不离开上师。这样的修行人，智慧怎么可能不增上？道心又如何能够退减下来？
一个在学院呆够八年的比丘尼并不多见，我想许多人可能都急于了解圆明的情况。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为了心中的理想，都经历过什么样的思索与奋斗吧。
我一直觉得为了理想的实现而生活，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对我而言，我的理想就是使短暂的生命获得最有意义的价值。没有了理想，也就没有了努力的方向，而昏昏庸庸的生活，跟旁生也没有什么两样。但什么样的理想才能使生命焕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呢？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曾让我苦恼了很长时间。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一家百货公司当装卸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便是那时的理想。好在高考制度恢复后，我终于得以考入后来更名为黑龙江商学院的这所高校，学习企业管理。三年后毕业，我的理想得到了初步实现：我可以不当工人了，我可以坐进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了。的确，毕业后我就被提升为助理经济师，工资也连升两级。在一片赞誉声中，我认为人生应该向更高的目标攀升，至少得把“助理经济师”前面的“助理”两字去掉。而且应该过上一种有地位、有名望的生活，这才是理想人生。但是考经济师必须过外语关，怎么办？干脆一股作气拿下英语得了，也许以后评什么高级职称时都用得上。于是，我又马不停蹄地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函授本科专业。本来年龄也不小了，但在心中理想的驱动下，我还是拖着一把年纪坚持苦读了三年半，终于拿下了北外的文凭。现在的大学生可能已是遍地开花，连个博士都未必能找份好工作。但在我工作处于上升阶段的八十年代初，有两个大学文凭的人并不多见，因而我很快就颇有了名气。地位越升越高，工资也一个劲地往上涨，自己都觉得人是越活越年青。在一片光辉图景中，我当然得为自己描绘更新、更美、更高的人生蓝图。我又开始想考硕士研究生，因为我想进入国家级外贸系统。
正在我为自己新的理想目标奋力拼搏时，而且就在我已拿到一家国际机构招聘书的当天晚上，厄运突然降临了：由于不小心，我煤气中毒了。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死亡其实离我只有咫尺之遥。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像是在做一个梦，一个人沿着一条无人的路向东方走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下来，忽然看见一排排尖顶的房子，等钻进去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耳旁朦朦胧胧地传来人们的哭喊声。等神志完全清醒过来时，父母告诉我说，我昏死过去已有半个多小时。这突如其来的经历让我后怕了有一个多月，我总在想，当时若没有醒过来，岂不就一命呜呼了吗？天哪！我的生命原来竟是如此的脆弱，它真的就在呼吸之间。每每想到这里，我都要惊出一身冷汗。父母也说，他们当时认为我已经完蛋了，因为整个人一点儿气息也没有，浑身冰凉，他们才又喊又叫的，特别是母亲，她当场就哭晕了过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又回来的，反正只知道自己捡了一条命。从那之后，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所做的一切。因为这个事件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如果我连命都没有了，那要“经济师”、“高级经济师”的头衔又有什么用呢？就算你混到了一张牛津、哈佛的博士文凭，也挡不住一场煤气中毒，因为它会让你顷刻之间就灰飞烟灭。我整天奔波在名与利之间，根本就没意识到生命的存在。在与人为了几级工资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从未想过如果自己一口气上不来，那要这些工资又是在给谁要呢？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沐浴在阳光之下，因而常常意识不到太阳的存在一样，只有在寒冬腊月里，才会迫切地渴望太阳穿透云层。我也一样，如果不是这场煤气中毒，我根本就不会停下穿梭不已的奔波，我也从不会想到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
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我有了充分的时间与心情去回顾一下自己的足迹。
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以前在学经济学时，尽管整天把价值规律、商品流通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但却从未联系自己思考过这一问题的实质。如果说工人主要是以体力劳动来获取工资、再从社会上买回生活所需的话，那么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以脑力劳动来参与交换，但二者全都是在出卖劳动力，在这一点上无甚本质区别。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处处以学问、文凭、知识作为炫耀的资本、轻视“下等人”的本钱的做法，实在是愚不可及。我们在一个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的社会体制之内，都只能以自己的种种“所长”被纳入到一个庞大的机器之中，以出卖这种“所长”来换回你在这个机器之中的或者螺丝钉、或者中枢按钮的位置。但你即就是个方向盘，你以为自己就能驾驭自己的命运之车了吗？
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个零部件而已，但几乎人人都认为自己在主动地、能动地、积极地参与着、创造着、推动着自己以及社会的发展。其实我们都不过是社会这台无生命的大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