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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醒之后，我感到最让自己震惊的一点便是：那个老者与相片上的晋美彭措法王一模一样！
几天之后，我就从南京出发向喇荣佛学院进发了。
当到达佛学院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学院的情况与我梦中的景象几乎不差分毫。当时大喇叭里正传来法王念诵回向偈的声音，原来这里几天前一直在举行观音九本尊法会。亲身的体验让我从此就把根扎在了这里……
几年过去了，这些年的闻思让我改变了许多。对于艺术我越来越失去了评价的热情与创作的冲动，我只知道生活本身就是艺术。了解、体悟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艺术的创造过程，如果人们都抛弃了烦恼与我执，那么展现在你面前的一切景象都将是最完美的艺术。
只有佛法，才可以让我们诗意地活着！
有时想想在城市的空间下，局促不安地生存着的我的那些朋友，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想到越来越多被侵夺的田园风光，我就按捺不住地对丰子恺先生的论调叹息不已：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物质生活的艰辛努力，经历了几千年的创造精神文明的漫长历程，当我们已迈入二十一世纪的门槛的时候，未来的路又在何方呢？
我曾狂热地喜欢过各种各样的现代派艺术，当时也许是它们光怪陆离的表象非常暗合我那颗急需发泄的心灵吧。所有社会上的失序、堕落、腐朽，在一个敏感而又弱小的灵魂看来，当你无力去改变现存的这一切物质、精神的壁垒时，唯一的宣泄途径便是在语言上、在文字上、在画布上、在舞台上……去以种种偏激而扭曲的怪异方式来抚平自己心头的不平衡感了。
但佛法让我超越了这一切形式上的反抗阶段。其实现代派的出现，已然为人类社会的精神发展敲响了警钟：看来我们的精神文明真的是有些到了穷途末路的阶段了！是继续以怪诞的方式呆在二层楼上转来转去，还是以信仰为突破口更上层楼？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思索。
我当然也有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去认识心性的本然、清然、明然的状态吧，去认识、体悟物我同一、天人合一、主客两忘、不落言诠的思想境界吧。那既是艺术的极致，也是佛法对人生的揭示。
人生三步曲、曲终散罢之后，是凄凉一片的幻灭，还是自在安详的无为无事？
以佛法为依怙、为准绳，我相信我用一生作守候，一定会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一直在心里认为曹良波是个非常有艺术感觉的人，他的文化层次与鉴赏品味都较常人为高。他创作的艺术作品，从人物画到山水风景画，从佛教绘像到世间风景描摹，都很有品味与格调。最关键的是，自从学佛后，他偶尔挥就的作品便都注入了一种让人言说不尽的生命力与居高临下的纵览人生百态的清远、透彻感。我想这种凌加于画笔之上的从容与自在，应该得自于佛法赋予他的高瞻远瞩之胸襟与思维方式吧。
现在的曹良波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愁容满面的小伙子了，闻思日久已让他对佛法有了一定相似的正知正见。如今在很多知识分子前，他都已有把握说出他对人生、艺术、佛法的稳固而不移的见解，有缘者不妨当面与他切磋切磋。
苦难让我清醒
我始终对那些能到寂静神山，并在山洞、茅蓬里安住静修的修行人非常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摆脱俗务缠身，去过那种清净而没有烦恼的生活呀！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涤荡尽所有的俗情琐事，专一修持，这应该是每一个真正修道人都该过上的一种正常、正当、且理所当然的生活。每次来到人山人海的环境中，我就不由自主地要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担心、难过。我眼见许多年青人，整天把大好时光都泡在茶馆里，就好像这世上已没有任何值得他们去干的事一样。刚刚才走上社会就已老气横秋，终日以茶、以聊天来打发生命，这样的生存该是多么地让人痛心与无奈啊！我相信这帮无所事事的年青人都是一些既无世间智及世间生存技能，又更谈不上闻思佛法的庸庸之辈。
我只能说他们真是可怜的一群。
当把目光再回转到学佛者的身上时，我也常常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们总算给人生确立了一个最崇高、最伟大的目标。但与此同时，很多学佛者的见解又非完全是正见。在这种不真见解的误导下，他们往往一遇挫折就开始怨天尤人，甚至怨佛怨菩萨。这就是我最担忧的一点。
我要告诉这些人：佛陀的慈悲护念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学佛过程中碰到的违缘，可能恰恰是在佛法的妙力催化下，让前世的业障以最轻微的方式显现而已。我们绝对不能在此时退失信心，反而应该为即将报尽前世之恶因而感高兴。与烦恼、痛苦、疾病、灾难等一切业力进行斗争时，都应该报有这么一种态度：以坚定的心紧紧依靠佛法；以感恩的心对待前世的冤家；以平淡的心空掉所有障难。
来自浙江金华的叶景蕴老师就以这么一颗坚定而豁达的心，在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坚持走到了现在。以佛法为支撑的她，从未退失过对因果正见的信心，这一点让我很是敬佩。
如果你现在也正遭受所谓命运折磨的话，请对照一下叶景蕴老师，然后再扪心自问一下，你对上师三宝的信心会不会因困难而动摇。
一九三五年，我出生在旧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是留学日本的电机工程师，在武汉工作。母亲精通四书五经并擅长书法。那时我们全家在武汉的生活过得相当美满，因父亲收入不菲。有了可靠而稳定的收入，母亲就专一在家带我们几个孩子。
不过世事无常，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彻底打破了我们一家阖家团圆的美梦。那年冬天正值祖母欲过七十大寿，母亲就带我们到上海做祝寿的准备。没想到这次离开武汉温暖的家竟成为永远的诀别——我们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后，正值八·一三战争暴发，战乱阻隔，音讯全无，我们就滞留在了上海。后来上海沦陷我们就更回不了武汉了。而父亲则随厂迁到重庆，武汉的家就这样彻底荒废了。父亲在重庆日日为祖母和我们在沦陷区的安全担忧，后来通过他的朋友我们才得知，他那时几乎夜夜失眠，担心我们的遭遇、担心我们的生活，以致最终抑郁成疾、不治而死。想不到重庆竟成了父亲最终客死异乡之地，尸骨都无法运回家乡。
父亲死后，在颠沛流离中渐渐长大的我，慢慢体会到了母亲的坚强与伟大。记得很久以前曾听母亲讲过，她是在保姆的启蒙下开始信佛的，因而从小就乐观豁达。独自一人得支撑起我们在上海一家老少的全部生活，她便凭着她的学问和书法技艺到处当家庭教师、做秘书、为别人写对联扇面……全靠她一人的劳苦奔波，我们终于得以熬过艰苦的战争岁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她的学生举荐，她在津浦铁路局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九四七年又到上海工务局工作，一九五九退休，一九九○去世。
纵观母亲一生，她留给我最大的财富便是教会了我念佛。由于从小就生长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里，加之身体本来就不好，母亲便带着我一起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以求仗佛菩萨之神力帮我度过困厄。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接受佛菩萨的存在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祖父虔诚信佛，他不但世间学问好，更热衷于钻研佛理，且一生持素，还经常到上海功德林素食处参加研讨。在他的影响下，伯父、姑妈也全都信佛，现在又加上母亲的耳濡目染，所以学佛当然也就成为了我的“遗传种性”。
解放初期，我于高中毕业后就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五七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金华教书。在教学工作中我一直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在工作中我也总能以宽厚之心待人，不计较个人恩怨。在尽全力与所能把学生教好的过程中，我一直用佛教的“上报四重恩”的感恩原则对待我的工作，因而我也很少为工作产生过烦恼，我总觉得这是我为众生该尽的义务。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太负佛恩浩浩与众生的养育之恩了，也对不起死在战乱中的父亲与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母亲。
不过可能是由于前世孽缘吧，尽管我一生行持佛法，但坎坷、痛苦、磨难总是伴随着我的一生。如果是一个不信佛的人，那他可能会把这些都归之于“天命”；即或是一个信佛的人，如果他道心不坚、见解不正的话，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