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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为富不仁，积聚无益；……”而这“存心”之善恶、“为富”之仁与不仁又绝非一种政治体制或法律规则所能强行决定与扭转。风水也罢，积聚也罢，假如没有人心的建设相配套，那所谓的天时地利、物质积累，都不会对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与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决定性的正面影响。
这世道存乎于人心，而佛法则是最好的调心法门。
走在光明佛道上
九八年的春天，我带着母亲、妹妹朝拜拉萨，返回成都后我又特意赶到乐山礼拜了乐山大佛。记得当时我和成都、乐山的许多四众弟子还在朝礼之余，专门在乐山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放生。那天原本大家都很开心，众人齐心协力把一筐筐的鱼儿放归江里。但没过多久，由于众生的业力现前，突然之间，从江边一下子就冒出很多只小船，它们争先恐后地划向刚刚获得自由的鱼群，一大帮可能早已窥伺良久的渔夫们，开始拼命捕捞这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美餐。
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也无力阻止他们！
我悲哀地望着江面，望着兴高采烈的那群不知因果的人们。正在独自伤心之时，耳畔忽然传来一阵阵哭声。扭头一望，只见王德钦正在难过地抽泣。 “不用哭了，有时众生的业力是根本不可思议的。”我对王德钦安慰道。
“堪布，我觉得那些鱼、那些人……怎么都那么可怜。”她哽咽着说道。过了一会儿，稍微平息了一下心绪的她又问我：“我这样哭是不是非常不好？”
“那倒不一定。你这样哭说明你的善根很深厚，否则不会流出大悲的眼泪、信心的甘露。”
那次乐山之行是我和王德钦的首次接触，后来她就先后四次到过佛学院参学。在越来越多的接触当中，我们经常有机会在一起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一次较充裕的交谈中，她向我讲述了她由一个好学生转向一个努力奋进的佛子的过程。我相信她的经历也许会使一些人在感慨之余能变得清醒起来，促使他们也去观察自身的生存实际。
我毕业于某市电子科技大学，现正在读硕士。同时，我还是一名佛教徒。每每想起出生、成长在北京的我能接触到佛法，并值遇许多大恩上师，心中就不由得感慨万分。
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大院里。父亲于大学毕业后参了军，母亲专科毕业后曾一度在中学任教，后又辗转回到大学工作。在儿时的记忆中，我始终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勤劳善良的父母对我关怀备至，一转眼，我便上了小学。在学校里，老师教我要做有理想、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那只不过是一句口号、一个空头大道理而已。我虽觉得我们确应该有远大志向，但心里也总有一些说不出的疑惑。直到有一天，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火花”（即名言，都是很有哲理的话）：“志高品高，志低品低。”这则“火花”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一定要树立远大理想！因为我希望自己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为此我就必须树立高尚的志愿，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于青年求学时期所发下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愿，着实让我感动不已。是啊，我们读书不能只为一个人，或几个人，应该为了祖国的振兴、人民的幸福。
小学时的我连“佛”字都很少听到，更不可能对佛教有什么了解。只有在一次春游时，我们去了卧佛寺和潭柘寺，当时这两处寺庙里人很少，也见不到出家人，俨然就是两处风景名胜。只记得那里很安静，即便是在我们参观卧佛的时候也依然显得很安静。卧佛很大很大，他安详的神情，让人一见便生起欢喜心。
初中时的我一心扑在学习上，每天作息很有规律。这段时间我看了不少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其中记忆较深的有：《安妮的日记》、《牛氓》、《青春之歌》、《爱的教育》等。
这时我开始考虑人生目标的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于集体中，没有许多人的努力，个人很难成就一件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能骄傲；另一方面，我应该尽最大努力，为社会、为人类贡献自己的一生。那时我建立的第一个具体目标便是要当一名工程师，虽然我无法想象作一名工程师所应具备的条件，但我肯定当时学的会成为将来的基础，为此我就要学好每一门功课。有一次我的几何晨考才得了70分，心里有说不出的沮丧。下午回家后，我难过得无法改错题。无奈之下便开始写日记，一边写一边重温自己的理想，结果当一篇日记快要结束时，我的心情已豁然开朗。
有规律的生活和勤奋学习的结果是：我以平均97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市重点高中——清华附中。读了高中之后，我开始了住校生活。虽然我学习依然很勤奋、成绩也算优良，可是生活环境却比以前复杂了许多。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如何面对不同性格、不同爱好的人？如何面对友谊？怎样将学习与生活相融合？如何提高自己的修养？是做一个圆滑世故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别的什么样的人？此时我才恍然发现我简直就像一个无知的小孩，许许多多的问题萦绕于怀，却不知什么才是最好的答案，也找不到一位老师可以解答我有关人生的问题，于是我变得沉默寡言了。
在高中期间，有三件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一是关于人生价值的探讨。当时社会上有两种风气：一曰读书无用，故而弃学经商。二曰出国留学。前者是说只有通过经商赚大钱，人生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后者的主体则为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当时国内的工资待遇很低，老一辈知识分子一生的积累也无法达到外国同行一年赚的钱，因而许多文化人便认为只有出国留学、在国外工作，他们的能力与人生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承认与实现。如果说是为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做贡献，那么就不存在国界的限制，从此角度讲，出国留学以及在国外工作也挺好的。可是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这两种人生选择无论怎样都无法使我心甘情愿地就范。有一次，我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从社会索取多少，而于他为社会付出多少。”我这才算是初步确定了我的人生价值取向。
第二件事便是作家三毛的书。她的一本散文集中讲道：快乐的小花不在某个岛屿上，也不在外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而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些看似很普通的话，却给未曾真正了解自己、亦未曾真正了解周遭环境，十分想寻找人生真谛与快乐的我以很大启发。
第三件事便是我的姥姥。姥姥在我八个月时便去世了，她并不识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她却以纯朴善良、善解人意和热心助人而赢得了村人的尊敬。在她七十寿辰时，全村的人都为她祝寿。从童年起，妈妈便时常给我讲姥姥一生中善待邻里、乡人，善待有困难的亲戚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姥姥告诉别人的，有些是妈妈亲身经历的，有些是听妈妈的姑姑讲的。小时候，我也只是听听而已，觉得很有趣。到了高中，我便开始思考这些故事中许多做人的道理。姥姥虽然对人很好，可还是会遇到恩将仇报的事，但她却始终如一地善待她周遭的人，一直到死。她的这种精神，使我想起了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由此我想到，一个人在顺境中做好人可能不觉得很难，难的是在逆境中依然做好人，且不为环境左右，始终坚持最初的善心。于是姥姥便成了我心中的榜样，我就是想做一个像她那样的人，不论别人怎样待我，我都要始终如一地善待别人。这便是我最初树立起的做人原则。
高中三年一晃即逝，努力依旧没有白废，我以较好的成绩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某市的电子科技大学，从此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
来到这座城市后，发觉这里的天总是阴阴的，难得见到太阳，不过气候却湿润温和。校园里的香樟树时时散发出一阵阵幽幽的清香，浸人肺腑。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大学生活说起来是枯燥的三点一线：宿舍——教室（或图书馆）——食堂。尽管如此，我却乐在其中。我把学习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既紧凑，又不会令人厌烦。我不看电视、电影，除了适当的文体活动外，从不放逸。就这样一年飞逝，我以年级第四名的成绩，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