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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题韬 著
贾题韬先生，当代著名佛学家。山西洪洞人，1909年生。先后在山西大学、金陵大学、成华大学教授，教授逻辑学、哲学。四十年代在成都创建著名禅修团体“维摩精舍”；解放后在西藏、四川等地从事佛教领导工作，贾题韬先生对佛学，特别是禅宗造诣甚深，在海内外颇有影响。
贾题韬先生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东方文化艺术研究所顾问。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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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这次讲座，是与大家一起学习六祖大师的《坛经》。前两年，我和一些朋友在成都文殊院曾就《坛经》办了一个讲座，一月两次，但至今没有讲完。今天与大家一起，再一次共同学习，也是因缘而起的一件幸事。我希望在这集中的短期内，能一鼓作气地把《坛经》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的旨趣向大家作一番介绍。
《坛经》是禅宗最重要的经典，而禅宗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宗派。《坛经》是禅宗的奠基之作，对唐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今天的人读《坛经》，有的感到深，有的感到浅，有的感受平平，有的倍受鼓舞。不管怎样，现在许多中青年总有与佛教文化隔了一层的感觉，这当然有时代的关系。没有受到传统的寺庙文化的熏染，没有好的师承，没有实际去修持，仅仅从一些书本上阅读而获得的那一点表皮知识，是难以深入到佛教内部领域的。另外，不了解中国的佛教史、禅宗史，仅读一部《坛经》，当然也不易于品尝到其中的滋味。但是，如果迫切于人生问题的探讨，真正有心于佛教、有心于禅宗的朋友，通过一个适当时期的研究，再通过对《坛经》的学习和师友一起的切磋，结合对中国佛教史、禅宗史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或许在某一时刻，因六祖大师的开示，使我们接触到佛教的真谛，也就是人生宇宙的真谛，那就值得庆幸了。我希望在这一次的讲座中，能有一些同学达到上面所说的目的。请记住：真理面前，释迦也无可骄傲的，牧童桑女甚至盲、聋、喑、哑，也是无所退让的。
贾题韬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禅宗是中国文化的专题
诞生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西汉末、东汉初这一段时期内。而佛教传入之前，中华民族的文化已是相当繁荣和强盛了。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通过夏商周三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诸子学说的融合，形成了以儒家、道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并造就了东方世界唯一强盛的汉帝国。
学佛的人不要小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同样，学儒的人也不能小看佛教文化，它们三家，在中国通过两千多年的反覆较量，谁也排斥不了谁，终于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正如今天的西方文明不能轻视东方文明一样，东方文明也不必排斥西方文明，两者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精品，关键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融合。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吸收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过来的。第二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隋唐以来，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是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唐代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使当时中国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学所能范围。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两小宗、八大派。两小宗是属于小乘的成实宗和俱舍宗，这两小宗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属。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中国从汉到唐都是世界性的大国，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求同存异的宽广胸怀。所以许多印度高僧都说中国人有“大乘气象”，而从事佛教文化研究和修行的中国人，的确大多数都喜好大乘，那些著名高僧都有深厚的儒道文化素养。就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而言，三论、唯识、律宗和密宗这几派的印度文化气息就比较显著，而天台、华严、禅宗则中国文化的气息就重得多——在印度是难以找到这种文化气息的。其中，先有隋代智者大师开创的天台宗，以“一念三千”说明实相；以“空、假、中”、“三谛圆润”来阐明止观；更以“五时八教”对释迦一代时教作全面的判解，实为天台宗之精华与特点，在中国佛教各大宗派中，最早成一家之言。
隋末唐初，吉藏开创三论宗，他师从释迦言教，继承龙树——鸠摩罗什以来的中观思想，提出“二藏三轮”的判教主张，认为“真、俗二谛”概括了释迦言教的全体，言教外别无所谓“二谛”的理境；更以“八不中道”、“四重玄意”层剃空有，无论立、破，均归于“无所得”；更提出了“若于无所得，不但空为佛性，一切草木并是佛性”的主张。
唐玄奘大师归国后，对佛经的翻译，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人，共译经75部，1335卷，以《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大般若经》为中心，展现了印度佛教的全貌。并对与这三部经有关的经论，都作了相应的翻译和介绍，使人较为清楚地了解印度佛教发展的脉络。这种治学的气象，为印度学者所无，中国古代亦仅有玄奘一人。尤其是玄奘对《成唯识论》的编译，精深博大，成为历史上唯识学的唯一代表作；关于因明方法的应用，以至在印度所立论的“真唯识量”的绝对成就，也是印度因明中所无，实为玄奘大师的独创。唯识学的创立，为整个佛教理论的圆满，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法藏大师创立华严宗，虽借鉴于天台、三论及玄奘的瑜伽学说，但其特标“别教一乘”“法界缘起无尽”则殊胜无匹。他把生死、涅槃、真俗、本末，因果等种种二相分别，全都归入“法界缘起”，点出了“因彻果海，困彻因缘”这一令人观止的宏大精深的菩萨境界。从教理出发，依据人们思想所能达到的理境，华严宗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无与伦比。
下面紧接着是禅宗的创立。虽传说禅宗肇始于齐梁，由印度第28代祖师达摩把释迦“拈花正宗”传入中国，但真正的开山祖师应是六祖慧能。禅宗从分析名相、辩驳教理的百家争鸣盛况中站出来，独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大旗，提倡“单传直指”，把佛教的“四出四入”全都会归于心，摆脱了一切教条的笼罗，并与生活打成一片，从生活中体验身心性命、人生宇宙的真谛。在师徒授受方面，更是在日用动静的起心动念、嬉笑怒骂、吹歌弹唱、激扬指点、杀活纵夺中实施。这虽然是马祖之后才大见开展，但具体端倪，都为《坛经》所涵蕴。故使禅宗成为似宗教而非宗教，似哲学而非哲学，似艺术而非艺术。这不但对佛教具有革命性，对各个欲得人生解脱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举世全无的特殊思想体系。有的学者把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甚至认为禅宗的优点，在儒学内部本来就有，而儒学的思想，有的部分为禅宗所无。其实不然，禅宗许多特点都带有儒学或道家等中国文化的思想。但是，禅宗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彻证“无生法忍”。这是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华所在，为中土文化所无。而禅宗内浸透了这一点，所以毫无疑问是接受了佛教思想，才能开放出这样璀灿光明的花朵。
也有一些人对“中国化的佛教”不以为然，认为既是佛教，就应以印度佛教为标准。我认为，讲学术，讲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都不应该抹杀时代、地域、民族这些现实的存在。佛教讲缘起，这些都是缘起法的重要内容。用这种方法来看，说禅宗乃至天台、华严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这是中华民族消化吸收印度文化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