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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淮修河工程中，还有一项重大工程就是建设农田灌区。全流域建成覆盖面积2万公顷耕地的灌区４５个。其中淠史杭灌区为世界最大的人工水利网络之一，仅可供航运的人工河道长度就超过１０００公里。
我儿童时印象最深的事之一就是在火柴盒封皮画上有关茨淮新河的素描。那时候可以称为“玩具”的东西很少，家里用光了火柴，就把盒子留下来当玩具。火柴盒封皮也是“社会主义宣传阵地”，自然有很多以建设成就、英雄人物为主题的画面。当时我大概６岁，其他的全记不住了，就只记得茨淮新河的素描。画面上是一段很宽的河面，上有一座水泥桥。纸张粗糙，因封皮太小，笔画简单。那时我还不知道茨淮新河在什么地方。看着封皮，心就老是琢磨：这么大的河得多少人挖？人的力量有这么大，能够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后来在阜阳任新华社记者站站长，每过人工河，就想起小时候的火柴盒的封皮画。画面的位置没有考证，应在阜阳市东北的某地方。
在淮河流域的半个世纪治水历程中，还有另一个战场，它遍布在每个村庄，每块田地：治理地下水。如果把治淮５０多年时间分割成两半，前半部分主要在治地下水多了，而后半部分则在治理地下水少了。
新华社树立起来的党的干部典型焦裕禄，是前半段的代表。
毛泽东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时，淮河流域洪、涝为患。所建工程、采取措施，全部是要拦水、排水。由于地下水位过高，地势平坦，排涝困难，流域内平原及低洼土地盐碱化非常严重。而这样的土地，在淮河流域占近八成。于是，在兴建大的流域性水利工程时，当地干部带领农民采用挖深沟沥水，修建排水毛细渠，通过深翻土等办法，降低地下水位，减轻盐碱化危害。现在在淮河平原上采访还可以看到，公路两侧千篇一律是宽而深的沟，有的尽管已干涸，但宽大而深长的排涝沟仍能勾起人们对历史的遐想。
后半部分则是与缺水斗争。同样是这片土地，因人口增长，工业经济发展，用水量大增。植被破坏，涵养水源能力削弱。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淮河平原普遍缺水。与以前号召农民挖沟排涝不同，这次政府扶持农民打机井，使用地下水。按教科书上的说法，淮河流域的地下水非常丰富，而且流域农民深受地下水位过高之苦。到２０世纪末，共打各类机井１３２万多眼。全流域城乡年耗水量的３０％以上，依靠抽取地下水。
伟大领袖的号召与５０年治淮（3）
新世纪又来临了，供养淮河人民２０多年的地下水，日见枯竭。浅层地下水位普遍下降到３０－４０米以下，地下漏斗连成一片，达数千平方公里。
再往后，淮河人民治什么水？
半个多世纪的治淮，虽然仍未“人定胜天”，还在发生像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３年那样的大水。但是，如同现代社会时尚的变性、整容，“人造淮河”已使原有水系按人们的意愿形成全新的局面。在淮河平原上任一点行车超过３０分钟，都可见影响水系的大型工程。如果把淮河流域人民治淮动用的土石方统计起来，其工程量绝非千百条长城可比。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４日，是新中国治淮５０周年纪念日，水利部和淮河水利委员会在淮河水利委员会所在地安徽省蚌埠市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人民日报》记者根据水利部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这样总结了治淮５０年的成就：
“５０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沿淮人民的不懈努力，淮河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５０年总投入９２３亿元，获得直接经济效益５６６０亿元，相当于８０年代中期全国的财力。全流域兴建水库５７００多座，开挖大型人工河道２１６４公里，加固大堤５万多公里，有效地改善了两岸生产条件，淮河流域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产量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２０亿公斤上升到１９９９年的８７６亿公斤，占全国粮食产量近１/５。人均占有粮食５３１公斤，提前并超额实现了到本世纪末人均占有粮食４００公斤的指标。近１０年，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１５０亿－２００亿公斤，约占全国商品粮的１/４，商品棉约占全国的１/５。”
“淮河的安澜也是两岸人民辛勤汗水的结晶。５０年来，淮河儿女在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赞歌。５０年间，尽管淮河流域发生了１０余次较大洪水，但洪水造成的灾害却比５０年前相应的洪水灾害要轻得多。”（《人民日报》蚌埠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电 记者王慧敏、高云才报道）
根据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的权威统计，到２００２年，全流域建成水库５６７４座，总库容２７２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３６座，中型水库１６６座；堤防５万多公里，主要堤防１。１万公里；兴建水闸５４２７座，其中大、中型水闸６００多座，多数为节制闸；机电排灌站６。０４８万处，总装机３１９。８万千瓦；灌区面积达８９４。６万公顷，耕地灌溉率超过７０％；机、电井１３２。２５万眼（上两项为２０００年数字）。另有引黄、塘坝及河湖灌区工程，等等。
修好了淮河没有了“水”（1）
正在维修的蚌埠闸，是淮河干流上最大的拦蓄工程之一。上游王家坝重建结束，新建的更大的拦蓄工程临怀岗即将投入使用。共同组成淮河干流的三大闸坝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安徽蚌埠举行治淮５０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为大会题词：“依法治淮，兴利除害”。
很显然，当过两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并没有完全陶醉在治淮的伟大成就上，并没有因为解决了数千年来历代帝王都没有解决的淮河人民丰衣足食问题而沾沾自喜。他看到了另一面：修好了淮河没有了“水”！作为高瞻远瞩的中央领导人，更看重的是这一面。
上世纪７０年代，淮河流域水患控制骨干工程基本完工，淮河人民，特别是生活在淮河平原上的上亿人（当时淮河流域人口约１。３亿，平原地区人口约１亿），开始感受到世代梦想的“丰衣足食”的滋味。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阴影正悄悄地逼近。
那时的蚌埠，是淮河干流上最大的工业城市（现在按人口计算为淮南市），淮河水一直是蚌埠赖以生存的水源地。由于地质结构复杂，蚌埠基本上没有地下水可采。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工业经济开始起步，企业数量有限。后经调查，当时全市有４００多家工业企业，每天排放污水不到５０吨，蚌埠人马上感受到污染的苦楚。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市机关干部就淮河水污染问题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李先念随即批示，要求化工部、轻工部等解决。１９７５年１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石化部、轻工部、水电部、卫生部，专门派人到安徽蚌埠、淮南和江苏洪泽县等，了解淮河干流污染情况。调查结显示，洪泽湖当时每天接纳来自干流、支流的工业污水、废水６１万吨。这个数字约相当于现在淮河流域两三个大型企业的废水排放量。李先念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６日再度批示：“抓住不放，做出成绩，一直到问题解决。”
这是中央领导和高层第一次高度重视淮河水污染问题。在此之前，１９７２年，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的官厅水库水污染治理办公室，可以作为中国水体污染治理起步的标志。
１９７８年，淮河流域的一个小村子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为了让自己的劳力变成粮食，创造了“联产承包制”，实质是土地集体所有，使用权及大部分收益权归农民所有，舆论报道称之为“小岗变法”。“小岗变法”成为中国改革的先声，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推动下，很快成为波澜壮阔的大潮，席卷中国每一个角落。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时期，乡镇企业突飞猛进。以农业为主的淮河流域，尽管相对落后于发达地区，但绝对速度相当惊人。特别是以当地丰富的农副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转化的酿造、食品、造纸和皮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