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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基督教箴言报》政治专栏作家哈希一次问到美国组建快速部队情况：‘这些快速部队是什么样子，为他们提供的机动性的工具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装备是什么？’艾森豪威尔绕开机密的细节问题，讲了十几分钟。记者招待会结束，有人问哈希，总统在他提问时回答了些什么？哈希回答：‘我哪怕最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我必须返回办公室并尝试着从我的记录中领会其含义。’”〔１５〕
吉姆·哈蒂格是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曾当过美国《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艾森豪威尔对付新闻界的手段不少是他辅导的结果。哈蒂格作为在新闻圈子滚爬过的人，对付记者的手段炉火纯青。哈蒂格对记者们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从乘车到食宿，从安排记者单独会见总统到为记者准备新闻资料，细致入微，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总统新闻发言人之一。但后来记者们才发现，哈蒂格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周到且无可挑剔，又提供大量的资料，但他们却从来没从哈蒂格那里掏得满意的新闻。譬如介绍总统与外国元首的某一次会谈，哈蒂格在细节上大量地满足记者的好奇心，参加会谈的是哪个，谁穿了件什么样式的衣服，椅子的罩布是什么颜色，中间谁去了几次厕所，吸了几支烟……记者们记录累得半死，回去写稿子时却发现，哈蒂格给他们提供的是一笔记本的鸡毛蒜皮。这个哈蒂格活到今天肯定是超级黑客，他提供的大量信息垃圾，把记者的思维网站淤得瘫痪了，遑论反手提问。
如此看来，拉姆斯菲尔德简直就是艾森豪威尔、哈蒂格的后身，得其真传又加以光大，政客真是越来越精。
（四）
说，还是不说，不论出于公共利益还是个人私利的考虑，公众人物一旦面对记者，这个问题就不可避免，而且没有成法，没有章程。
１９８７年参议员戈尔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问起了他吸食大麻的问题。在众目睽睽之下，戈尔尴尬地沉默了很久。事后，在这一问题上，戈尔和父亲出现了分歧。老戈尔认为应当保持沉默；戈尔则认为应当有一个一定程度的承认，以便轻装上阵。两人为此发生争执，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后来，还是决定发表一个声明。戈尔和他的助手讨论了声明表述上的各种细微差别，对于具体的措辞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终拟定了一个讲话稿。戈尔对于自己的行为加以辩护：“如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的生活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六十年代是一个变革时期，是一个国家成长、成熟、走出冷战、尽力解决越战问题和找回自己的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个人，这些经历使我们更加强大。”〔１６〕
第二天，戈尔发表了这个简短的讲话后，有人认为他会为此断送前程，但很快地，一个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也先后承认自己曾经吸食过大麻，舆论释然了。
对于同样的问题，小布什的方针是“打死也不说”。许多新闻媒介报道有关小布什曾吸毒的传言，但小布什及竞选班子一直拒绝对此发表意见。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７日，小布什在接受美国新闻网（ＣＮＮ）采访时说：“让我告诉你，这不是惟一一个谣传，但是你一旦回答了一个问题，他们就会散布第二个谣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一位记者说：“有人散布一个谣言，你就拿来向我发难，这不过是美国政客们玩弄的一个把戏，而你恰恰中了这种圈套。我不想跟你玩这种把戏。”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就此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百分之六十九的美国人认为，政治家应该回答所有关于非法吸食毒品的问题。而《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网共同举办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坦白自己曾吸过毒的候选人不一定会在选举中败北〔１７〕。
有其父才有其子。老布什的“无可奉告”则具有行为艺术的色彩。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９日，老布什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时讨好选民：“国会催促我加税，我会拒绝。然后他们会再催促我，我仍拒绝。他们若再催，我就会对他们说：‘听我说，我绝不加税。’”但到了１９９０年，当上总统后他却出台了一项增税计划。“一次他早上跑步时，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又改变了立场时。他指着自己的臀部，脱口说了一句：‘从这儿来找答案吧。’”老布什的这个“无可奉告”，惹来了新闻界一阵酷评。有的文章题目是《看我的臀部：布什的后手翻给预算斗争增加了新的混乱》〔１８〕。出尔反尔，在政治家是常有的事，记者专揭疮疤，也真容易让人气急败坏。
但是，恰恰是一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显示出了回答者的智慧，仿佛救起一个险球，捞了分。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一直是个反体制者，坐在台下骂台上。在１９９９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总统叶利钦授予他圣·安德烈勋章。这是彼得大帝１６９９年３月１０日设立的，当时作为俄国国家的最高奖，十月革命后被废止，后被叶利钦恢复。授予索尔仁尼琴是因为他“对祖国杰出的服务和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但是，索尔仁尼琴却对这块生日蛋糕不屑一顾。他发表声明说：“我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这一拒绝令当局面子太过不去了。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西苏耶夫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索尔仁尼琴）对官方和奖励持一种令人不安的态度。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对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他有拒绝和接受的权利。”然后他又解嘲似的说：“颁奖也是总统的一个责任，他知道，不能让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在过生日的时候默默无闻。”〔１９〕应该说，西苏耶夫的回答是个解除尴尬的范例。
好像俄罗斯人应对记者的嘴皮子功夫比美国人要强许多。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苏联作家爱伦坡在法国参加第一次保卫和平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有一位记者问：“您怎样看待苏联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说，莫里哀是个没有才能的剧作家，在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后尤其明显。”记者手里拿着一份苏联报纸，但爱伦坡看不清楚是什么报。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译文是否正确，我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确实发表这样的文章，那只能表明文章的作者在文学方面不是内行，也不很聪明。”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与法国的大文豪莫里哀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身为作家的爱伦坡当然清楚。接着，爱伦坡机智地发挥道：“我们说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者，但从来没有说我们已经消灭了傻瓜。”惹得记者们哄堂大笑起来〔２０〕。无论是谁，回答记者提问，有这样一个哄堂大笑的效果，多半是成功的。
（五）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大部分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陆续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多次培训班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有的还出台了新闻发言人手册，要求新闻发言人“不要撒谎；不要说‘无可奉告’；不要说‘对不起’、‘这件事情尚未证明’；回答记者提问要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将“无可奉告”列为新闻发言人的禁忌〔２１〕。
曾当过我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建议，外交官在回答提问时尽量少说“无可奉告”，以他个人应对记者的经验是“因为这句话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２２〕。
“无可奉告”虽然说不得，但新闻发言人或其他公众人物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也不可能事事都说个原原本本。“按新闻规律办事，全力与世界接轨，以展现中国政府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形象”，这是政治原则，是一种政治理念，但不是政治技术尤其不是应对记者的技术。具体语境中的问答交流，具体的信息追逐与信息掌控之间的博弈真是千变万化，岂能简单到一个不许“无可奉告”了事？１９７７年春天，法国电视二台制作一部题为《二十五名中学生到总统家作客》的电视节目。一名学生问总统德斯坦：“您作为国家元首能不能做到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不说假话？”总统回答他说：“治理国家可以不说假话，我认为三年以来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秘密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