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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教授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是教授以“学术为业”的基本价值取向，独立人格则是其在治学过程中勤于思考，崇学进而形成真学问的自然产物。可以这样说，自由思想是治学的灵魂，没有自由思想的治学理念，不可能有真学问，而没有同行认可的学术水平，独立人格也无从谈起。前者致力于探索学术研究的专深程度，后者则体现公共知识分子所秉行的社会批判精神。１９５３年，郭沫若先生拟请陈寅恪先生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口述了一封题为“对科学院的答复”（信由当时劝其北上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记录）的信。他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俗谛，当时即指三民主义）〔７〕分析中外近现代思想文化及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历史，能发现，没有功利色彩、专门而精深的学术研究，若视为一个整体，只能是遵循学术规律或民主社会的产物。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是教授身上极强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即指在尊重人、以人为本的前提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教授的这种精神，用在学术研究方面，是严格遵循知识的建构原则，将自己的价值首先定位于专业规范的界限之内；于公共方面，过去的教授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主持社会公平公正的代表，他们能就社会问题所蕴藏的专业内涵进行准确的理性判断，同时以“专业良知”的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公众甚至政府的价值行为取向，凸显教授的“士气”。这里，通过了解过去的教授经常以“联名”形式公开介入社会公共话题的“宽”度，能清晰地领悟到他们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而表现出的强烈社会道德感，这也是过去教授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主要原因。
１９２３年２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８〕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７日，来自西南联大的沈启元、李树青、费孝通等八位教授，针对因物价剧烈变动，导致“后方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的情况，联名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当前物价的意见》一文〔９〕，认为政府“若不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１９４６年９月创刊的《观察》杂志，发行期间也能经常看到教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处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问题不满的公开“联合声明”，如朱自清、向达等十三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１０〕；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四十八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１１〕，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１２〕，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于另一方面看过去教授人文精神的范式意义，其对学生人格影响的深度同样值得“怀念”。梅贻琦先生说：“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１３〕换言之，教授从事的“高深学问”能为同行、学生和社会认可并受到尊重，本身就是教授“不取巧，不偷懒，不做伪”的自然结果；而教授借助于其“高深学问”向学生“传业、授道、解惑”的过程，则意味着他们对学生形成良好人格品质的影响力，较其他教师更具渗透效果。学者殷海光先生认为对他人格的影响除五四运动外，就是当时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教授了。他说：“碰见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１４〕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当时教授在学生心目中的“师表”魅力。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无非有两层含意，一指其学术权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状态，二指其公共道德影响力日趋式微。如果按时间顺序类比中国出现现代大学以来的公认学术权威，大致可分成三个比较阶段：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在中国开办现代大学后不久就形成的；第二代学术权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任教于当时国内各知名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多从国外留学归来；第三代学术权威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但公认的似乎不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先生于１９９４年参加清华校庆时，看到校园内一群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左顾右盼，发现其中多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于是感叹：“四十多年清华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１５〕这种感叹是耐人寻味的。清华几十年都不出大科学家、大学者，奈何其他大学？这其实于侧面已说出现在教授身份危机的主要原因了。若细分，以下几点因素值得深究。
专业能力浅薄导致教授缺失学术权威地位，是现在教授普遍“边缘化”的核心原因。目前，由于教授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