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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月薪三百元大洋”这个本题上来罢。每月三百元大洋，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据陈明远先生在《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经济状况》〔９〕一文中的考证，同时期上海一个五口贫困之家每年有四百元即可维持基本生活；当时典型的自由撰稿人柔石刚出道时月收入只有三十至四十元，二三年后才提高到百元左右。通过这一横向比较，可略知月薪三百元大洋的份量。正是这笔丰厚的固定收入，正是这只“平平稳稳”的饭碗，成了初到上海的鲁迅的救命钱，使他得以在上海滩上安身立命，并为他进而操自由撰稿之业、打“壕堑战”奠定了牢靠的经济基础。１９３２年，“特约撰述员”的待遇被裁，鲁迅的经济状况顿感拮据，无奈之下，竟想到了把与许广平的往还书信拿来出书换钱。他当时曾致信许寿裳云：“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１０〕此事亦可从侧面说明大学院的干薪对于鲁迅来说是何等重要。可以这样讲，假如没有这四百九十两黄金（相当于今五十一万元）的收入，以鲁迅那样的性格，那样的健康状况，他能否活到五十六岁，肯定是一个未知数。这样说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旧社会的上海滩上，年纪轻轻的文化人早殁于贫病交加（如蒋光慈、朱湘等便是如此）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新闻。
对于鲁迅当年面对大学院的丰厚“官饭”所作出的抉择，我们今天的人们自然没有必要更多地说三道四，鲁迅毕竟也要吃饭呀。如果有人据此而指责鲁迅无节操无骨气，则未免有钻牛角尖之嫌，但是，如果竭力掩盖、淡化乃至曲解这段历史，则同样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陈明远先生为鲁迅算账达数年之久，他当然非常清楚来自大学院的收入对于鲁迅的极端重要性，但他却强史就我地硬说后期鲁迅“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何出此论，实令人匪夷所思。自由撰稿人者，卖文为生也；坐领大学院干薪者，吃“官饭”也。卖文为生与吃“官饭”，二者泾渭分明，不容假借。既认定鲁迅四年中累计从大学院领得四百九十两黄金，又说同时期的鲁迅身为自由撰稿人，这难道不是明显地前后矛盾么？或许，在陈先生看来，区区四百九十两黄金对于鲁迅这样的“大腕”来说，实属“毛毛雨”，充其量只够爱子海婴的糖果钱，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吧！
陈文谓：鲁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九年收入相当于今二百一十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二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北京公务员时期（相当于今）“九千多元”的月收入。这里的算账方法很成问题，至少有“移花接木”之嫌，第一，二百一十万元中肯定包括大学院干薪五十一万元，为什么非要将其与写作收入捆在一起算？难道这笔巨款也算“撰稿”收入？第二，鲁迅后期的平均月收入肯定会高出前期，因为后期的版税收入中包含不少前期作品的再版收入，这条“规律”适用于所有的成名作家。陈先生的这一发现，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有多少个读者便有多少个鲁迅，陈明远先生笔下的鲁迅是一位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自由撰稿人。这个鲁迅硬是靠着手中的那支“金不换”便挣得了足够的钱，因而足以“超越‘官’的威势，摆脱‘商’的羁绊”，“自食其力，自行其事，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并“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以上均系陈明远语）。可惜，这个新鲁迅与历史上的那个真鲁迅似有相当距离。但另一方面，陈先生又“求证”心切，这就难免使自己的文章前后矛盾，漏洞频出了。
笔者认为，要替历史人物算经济账，首先要摆正心态，应当是从事实和数据中引出结论，万不可“大胆假设”而不“小心求证”。有鉴于此，笔者颇想凑个热闹，在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也来替鲁迅算一笔账：
鲁迅一生所挣的钱相当于今三百九十二万元，其中：
北京公务员时期收入相当于今一百六十四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
在上海领大学院干薪相当于今五十一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
厦门、广州教书收入相当于今十七点五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
其余为写作收入，相当于今一百五十九点五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综上可得出结论：鲁迅一生以吃“官饭”或曰“财政饭”为主，比重达百分之五十五；写作收入只占总收入中的小头，真正卖文为生只有最后的五年时间。所以，将鲁迅视为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似缺乏足够的依据。
鲁迅生前经常诉苦，后世的研究家们也每爱围绕鲁迅的“苦”作文章，这或许不无一定的理由，但换个角度看问题，平心而论，鲁迅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苦中有“幸”。１９１２年，在浙江老家失业的周树人由许寿裳牵线，经蔡元培提携谋得了教育部“佥事”的差事；十六年后，在上海失业的鲁迅，复由许寿裳牵线，复经蔡元培关照，得以迅速实现了“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的愿望。一前一后的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十八年的“官饭”，保证了鲁迅自“而立”以后，得以基本保持“中间阶层”（陈明远语）的生活水平和安定的写作环境。相比之下，旧时代的多数文化人就远远没有这般幸运了。如此榜样，又岂是谁都可以效法的？
“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更不是完整的鲁迅”，此言极是，本读者双手赞成。不过，笔者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两句：离开了蔡元培等人关照（恩惠、恩赐、提携）的鲁迅也不是真正的鲁迅，更不是完整的鲁迅。
注释：
〔１〕见《新华文摘》，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２〕鲁迅：《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９日致翟永坤》。
〔３〕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致绍原》。
〔４〕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１日致江绍原》。
〔５〕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３１日致江绍原》。
〔６〕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致章廷谦》。
〔７〕鲁迅：《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致章延谦》。
〔８〕鲁迅：《１９３２年３月２日致许寿裳》。
〔９〕见《社会科学论坛》（河北）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１０〕鲁迅：《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７日致许寿裳》。
钱锺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
？ 魏徽人
近日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自１９７４年５月后一直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许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１〕
像钱锺书这样的人中之龙，竟然不得不以办公室为家，足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多么凄惶多么窘迫。好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钱锺书就搬进了位于三里河的新寓所。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２〕
钱锺书的新寓所共有四间房，和办公室相比，自然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了。当时，诗人何其芳是钱锺书的领导，他在参观了钱锺书夫妇的新居之后，不禁发出一句由衷的感慨：“真想也有这样一套房子。”连何其芳都可望不可及的房子，其规格、档次之高就不言而喻了！
画家黄永玉也住在三里河南沙沟。他回忆说：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办公室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所，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房子是好的，名字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