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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鲜明的人物，更没有一部书有贯穿始终的人物，这似乎是他的短处。但细读蔡东藩的著作，你就会发觉他根本无意于此，他的目的是向大众通俗地讲史，并无意写人物。笔者以为他使用的体裁是一种随笔，或以“历史大随笔”名之，而装饰以“章回体”，只不过是以“演义”的形式吸引世人罢了。１９１６年会文堂出版的《清史通俗演义》是蔡氏最早的著作之一，此书之自序可视为蔡氏一切演义之宗旨，其曰：
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之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自天命纪元起，至宣统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成书四册，凡百回，都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窚，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稿甫就，会文堂迫于付印，未遑修饰，他日再版，容拟重订，阅者幸勿诮我疏略也。
据此可以知道，蔡东藩的“良小说”实乃通俗的讲史而已，他根本无意于人物、情节、高潮、铺垫……他最为着意的是对史事“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其实如此的“核实、求真”是写不好小说的，因为文学需要虚构。
蔡东藩目睹了清末民初的种种腐败和中国两千年来之社会大变局，痛感改造“国民性”之迫在眉睫。然而，改造国民性并非仅仅是鲁迅一个人的战斗。蔡东藩“握椠操觚有日，始终不获一编。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之终于破门而出还是为了与市肆私史的燕书郢说作一战斗，为对大众作一历史的普及教育，思对“国家思想”有一助耳！（当然“著书都为稻粱谋”，蔡东藩著书的另一目的也是要为养家活口的）梁启超曰“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鲁迅云“立国”首在“立人”，蔡东藩因为自身的局限——如正统观念、某些封建糟粕等——不能比之于梁启超、鲁迅，但其讲史演义对于当时的“新民”、“立人”，砥砺民族气节，反对复辟倒退，冲击黑暗，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战斗作用的。如果说鲁迅是一门轰击旧中国的新式大炮，那么蔡东藩至少是十八把长矛（喻其作品之多也），虽然他自己也带着某种旧的色彩。同一营垒里参战的可以是新式武器也可以是老式武器。其实蔡东藩也是有不少新思想的，且看他在《前汉演义》第一回里对皇帝的抨击：“咳！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甚么皇猷？有甚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惟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制，实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思想。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贻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
蔡东藩在他的历史演义中随处自加点评，每回结束又必作一番结语论述，这是他与《三国演义》、《水浒》很不同的一点，足见用心良苦。蔡东藩某些议论也发得精当，如：
华夷混杂，宇宙腥膻，这是我国历史上，向称为可悲可痛的乱事。其实华人非特别名贵，夷人非特别鄙贱，如果元首清明，统御有方，再经文武将相，及州郡牧守，个个是贤能廉察，称职无惭，就是把世界万国联合拢来，凑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邦，也不是一定难事，且好变做一大同盛治了。眼高于顶，笔大如椽。无如我国人一般心理，只守定上古九州的范围，不许外人羼入，又因圣帝明王，寥寥无几，护国乏良将相，殖民乏贤牧守，仅仅局守本部，还是治多乱少；所以旧儒学说，主张小康，专把华夷大防，牢记心中，一些儿不肯通融，好似此界一溃，中国是有乱无治，从此没有干净土了。看官！试搜览古史，何朝不注重边防，何代能尽除外患？日日攘外夷，那外夷反得步进步，闹得七乱八糟，不可收拾。究竟是备御不周呢？还是别有他故呢？古人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家必自毁，然后人毁；国必自伐，然后人伐。”又云：“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这却是千古不易的名言。历朝外患，往往从内乱引入，内乱越多，外患亦趋深。照此看来，明明是咎由自取，应了前人的遗诫，怎得专咎外夷与防边未善呢？别具只眼。〔３〕
在民国六年教育极不普及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了解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听说书艺人讲史，再就是直接看这些讲史的话本。《三国演义》、《水浒》之所以至今为人们喜闻乐见，就是因为它们比高头讲章亲切易懂。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在当时付印后“不胫而走”（许廑父语），对民众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蔡东藩讲史演义出版最火爆的时代是上个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浙江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蔡氏全套的历史演义，其中《清史通俗演义》上下册第一次印刷就达十万册，总印数达数百万册之巨，此后其他出版社又不断续印多次，可见其作品问世后半个世纪的生命力。蔡东藩读书甚多，不但一人通读了二十四史（今天能读完廿四史的人已经不多了），而且还阅读了许多野史笔记，他作演义往往喜欢“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４〕。所以他的演义往往包含了一些正史所没有的材料，有的还十分生动。许多人都知道太平天国名将陈玉成，可很少有人知道陈玉成是近视眼，平时戴眼镜。蔡东藩在书中常常直呼其“四眼狗”〔５〕，虽不敬不雅，倒十分醒目，让人记得住。
左宗棠克复杭州，浙江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蔡东藩收集到四首当时民谣，“不忍割爱”，次第录出，笔者这里仅转录一首《猪换妇》：
朝作牧猪奴，暮作牧猪妇，贩猪过桐庐，睦州妇人贱于肉，一妇价廉一斗粟。牧猪奴牵猪入市廛，一猪卖钱十数千，将猪卖钱钱买妇，中妇少妇载满船，蓬头垢面清泪涟。我闻此语坐长吁：就中亦有千金躯，嗟哉妇人不如猪。
这四首民谣皆是做历史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极好的材料。蔡东藩曾说明是出自《闻见篇》。蔡东藩历史演义中有不少信手拈来的史料足可留待将来治史者考证之。近五十年多以“太平天国”为革命，其实它究竟发展了多少社会生产力？其负面影响实可深究之。
蔡东藩力图熔史学文学于一炉，于今天看他的创作不能算太成功，但却是一种可贵的尝试。
中国当今的主流史学似乎是非常忽略史学之美的，似乎一谈生动和美就一定不学术，这其实是长期受乾嘉学派和德国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Ｒａｎｋｅ）“科学的历史”论影响的结果。“无一字无来历”，尽管从古至今无一人能真正做到，但一直被中国史家奉为圭臬。司马迁不懂什么乾嘉学派和科学历史论，可他的《史记》是二十四史中写得最棒的。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从不反对“系统严谨的研究”，他说：“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其他任何脑力劳动同样如此，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它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了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之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