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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款，但规定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最
惠国待遇等，为文化教育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1844年中美《望厦条
约》规定：“合众国民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
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1844年
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佛（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
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同时又明确规定：“倘有中国人将
佛 （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846年
2月，道光皇帝下诏，解除了100多年的“教禁”，不许各地方官吏再禁
天主教，如滥用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纷纷
来到中国，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侵略活
动。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均有外籍传
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中英天津条约第8款规定：“耶稣圣
教及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学习者，一律保
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虐待禁阻。”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帝
国主义者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可以在中国购买和抢占土地，建造礼拜
堂和教会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从此，中国近代教育发生了
质的变化，由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
（2）教会学校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利用不平等条约，不断开办教会学校，将
其作为对华教育侵略的据点。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侵略势力就处心
积虑地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办学。 1807年，英国基督教会派遣马礼逊
到中国，他是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 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了
一所英华学堂，目的是宣传基督教。这是外国传教士为中国开办的最早
一所教会学校。 1839年，美国基督教徒布朗先在广州、后被迫迁往澳
门开办了一所小学，叫马礼逊学堂；1842年，该校又由澳门迁至香港。
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最早的学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
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首先在五个通商口岸开办教会学校。1844年，英
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外国人在华设立最早的女子教
会学校。 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招收学生30人。
这是之江大学的前身。 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徐汇圣
依纳爵公学，后改为徐家汇公学。 1850年，美国圣公传教士裨治文夫
人格兰德在上海办裨文女塾；同年，美国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
州创办女塾；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开设了清心书院，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
设了英华书院。 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同年，法
国天主教在天津开办了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 1864年，
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设蒙养学堂，1876年改为登州文会馆 （后发展
为齐鲁大学）。总之，外国传教士在华办学越来越多，教会学校迅速增
加。据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1842年到1877年，
基督教在华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975人。天主教在华办的学校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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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1852年在江南地区耶稣会派就办七、八所学校，学生1260人。另据
统计：“到1875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所，学生2万人。”
①
传教士早期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以小学为主。从鸦片战争到
1860年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前的20年间，传教士们主要是在
中国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开办一些规模小、程度低、附设于
教堂的初等学校。后来出现少量中学，约占总数的7％。其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女子学校，基督教办的350所学校中，有121所是女校，约占34％。
学生多为一些穷苦贫儿，学校免收学费。 1875年前后，教会教育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外国人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急需人
才，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达4万以上。天主教仍以小
学为主，基督教中学明显增加，大学也逐渐形成。教会办的高等学校都
是在20世纪初正式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如东吴大学（1901年设于苏州）、
震旦大学 （1903年设于上海）、文华大学（1903年设于武昌）、夏葛医
科大学（1905年设于广州）、协和医学校（1906年设于北京，1915年定
名为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1908年设于上海）、华西协合大学（1910
年设于成都）、金陵大学（1910年设于南京）、之江大学（1911年设于
杭州）、华南女子大学（1914年设于福州）、湘雅医学院（1914年设于
长沙）、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设于南京）、岭南大学（1916年设于广
州）、协和大学 （1916年设于福州）、齐鲁大学 （1917年设于济南）、
燕京大学 （1919年设于北京）、华中大学 （1929年设于武昌）等。
教会教育之初，主要目的是传教，培养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进而扩
展教会势力。后来，帝国主义在华办学的目的逐渐明确为：教会举办高
等学校是培养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和洋奴，从而实现侵略中国的总目
标。 1890年，召开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全国性大会，美国长老会传教
士狄考文在会上强调指出，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
教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而是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
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他甚至说：“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训练
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
未来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教会大学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
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外国注册立案。立案后
的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升入注册国的挂钩大学，或颁发
挂钩大学的学位。中国政府无权过问教会学校的行政和教学。但到20世
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行政管理上增加了中国方面的人选，校长由
中国人充任，但学校的主要活动仍受外国教会指挥。
教会学校重视教学计划的拟定和实施。教学计划充分反映西方国家
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制定教学计划上，他们提出了要“在性质上彻底
地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地中国化”的主导思想。教会学校的办学原则
是：“道德其一，学识其二”。学校的课程“实以经教为基础”，宗教
科目和学校宗教生活是教会学校的灵魂，宗教课是学校的主课。在教学
内容上，除宗教课之外，还有外语、“四书”、“五经”和数理化等自
然科学。他们认为，用宗教和科学来进行教育，就可以超过中国传统教
① 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26—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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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以适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按照上述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培
养的结果，早期教会学校培植了一批为侵略者效劳的洋奴和帮凶，如马
礼逊的助手梁发及其儿子梁进德，在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时就为虎作
伥，出卖祖国利益。但是，这种学校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
教员等方面，都突出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
向近现代教育制度的过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
思想的人才。例如马礼逊学校毕业的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他
回国后却真心实意地愿意为改革中国传统教育而献身，并由于他的建
议，开创了我国的留学教育。
（3）兴办慈幼事业
外国传教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