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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说:大夫,您为什么不开一个诊所呢?
我说:是的,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作为家族的承袭人,每年的寿礼足够一家全年的生活费;每月还拿一点儿工资。这就知足长乐了。从2000年开始,我就不在医院坐门诊了,改用电脑回答咨询了。因为坐门诊看的病人很少,不如电脑咨询的病人多。而且三分治七分养不赚钱,很难维持医院的开支。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大陆开诊所要交纳很多费用,而且刘家看病不收挂号费;如果交纳昂贵的管理费,那么就得不偿失。
过去,天津水阁医馆不收挂号费,挂号只是排队候诊的号数。过去,我父亲也不收挂号费,病人坐在屋里自动排队。过去,我在医院当大夫不收挂号费,领导是不允许的。后来我当了院长,就不收挂号费;病人要拿号数牌,等着护士叫号。现在,我每天要回答电话,回答电子信箱,没有再多的时间接待病人。至于每天接待十几个病人,由于是免费的;因此我一边儿回电话,一边儿接待他,他也不会提意见。
因此,开诊所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可是我能够不劳动而获得大钱,连上班都懒得去。你说我为什么开个小诊所,去挣这么一点儿辛苦钱。当然如果我的族人都死光了,那么我就不能当寄生虫了,我要想办法挣钱了。但是我的族人吃'养正散'活得很好,很多人在美国、英国、法国都是亿万富翁,而且繁衍后代昌盛;你说我有什么后顾之忧。因此我看病,只是为了承袭祖业,没有远大的理想。即便是承袭祖业,我也要和儿子,每天下午步行十公里热身,然后去健身房负重锻炼身体。你说我开个诊所,还有闲功夫吗?
病人说:大夫,您使用远程咨询,指导病人治疗是不是不正规?
我说:错了。使用电话、传真、电子信箱进行远程服务,在国外已经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例如,学习知识、购物定票、银行储蓄、医疗服务、法律咨询、……。但是在中国大陆,人们还是习惯于面对面的服务,并且认为这是正规的;其实这是相当落后的。有些中国大陆人,不去仔细阅读我的网站,也不使用电话、传真、电子信箱进行远程咨询。而是坐飞机找我咨询,说了几句话又坐飞机回家了。弄得我莫名其妙,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这是中国大陆人,办事少慢差费的一个原因。
由于有些中国大陆人,丧失了自救能力,因此认为住院进行三分治七分养,才是正规的。原来,我的研究院下属三个小医院,使用三分治七分养不赚钱,只能收取床位费。而卫生系统的床位费是低廉的,因此医护人员的工资成问题;因此只好关闭这三个小医院,改为研究室。但是如果卫生系统的床位费与饭店相同,那么这三个小医院可以重新开放。不过,那时候许多中国大陆人,可能又住不起了。
病人说:大夫,您为什么住在天津?
我说:是的,我们老家在湖北咸宁。后来祖辈在北京当太医,于是全家搬到北京。再后来,清朝末代皇帝跑到天津,于是我们家搬到天津。再后来,清朝末代皇帝跑到长春,我们家就不走了;因为我太爷爷刘连仲,在天津购置了大量的资产。日军侵占天津之后,家族的许多人都跑到重庆去了;我太爷爷没有跑,因为家族的承袭人不能跑。结果我太爷爷被日本宪兵队打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家族的许多人都跑到美国、台湾、香港去了;但是,我爸爸没有跑,因为家族的承袭人不能跑。不过,我们家至今保留着湖北人的生活习惯,例如,爱吃排骨炖藕、爱吃腌艽头、爱吃臭豆腐干。我出生在天津,上学在北京,大学毕业去了甘肃,后来调回北京。可能是从小在天津长大,我不习惯北京和甘肃的干燥气候。因此把家还是安在天津。只是每个月去北京上几天班,不然不发工资。
病人说:大夫,刘家药行能不能设在中国大陆?
我说:是的,原来刘家药行就在天津水阁医馆。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之后,我太爷爷刘连仲担心日军捣乱,就在香港开了一家药行。后来不幸而言中,天津水阁医馆被日军查抄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天津水阁医馆又被没收了。我想再建一个药厂,但是各种莫名其妙的费用太昂贵了,不如维持香港的刘家药行。家族的许多人,也不敢在中国大陆投资,担心天有不测风云。可是我们家的药行设立在香港,而由我作总监,负责配制专利成份,这是很不方便的。怎么办呢?过一天算一天吧。
由于香港刘家药行只是继承祖业,也是奉行不谋利的宗旨;因此其产品只是讲究一个精字,而不追求产量。完全靠美国的合同的多少,调节产量的多少。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假冒的刘家药行的药品。这些药品的外观与刘家药行一模一样,但是疗效不同。比如,吃了假'控岩散'之后,没有牵拉感,更不会缩小肿块。不过刘家药行并不追究,因为谁爱上当儿,谁上当儿。
病人说:大夫,现在社会上骗人的东西太多了。怎样才能不受骗?
我说:是的。我每天要收到四五个传真,邀请我去你们人大会堂开会。邀请单位的名称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中国中医药发展促进会,什么中国卫生部医药研究和发展开发中心,什么中国药学研究中心,……。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要钱;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这些会议有什么用处呢?举办者说给你出书,给你发奖,让你出名。然而你交了钱,出的书只有你自己看;然而你交了钱,得的奖只有你自己欣赏;然而你交了钱,买的名誉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就是骗人。
国际也是如此。你给香港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紫金花奖;你给泰国的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国际金奖;你给西班牙国际金奖评选委员会交20万元,它就给你一个骑士奖;……。奖什么呢?随便你自己说,你是造酒的,就说是造酒金奖;你是造鞋的,就说是造鞋金奖;你是造药的,就说是造药金奖;……。无非是糊弄老百姓。
苍蝇不钻无缝的鸡蛋。如果你不要虚名,那么就不会受骗。因此每天我都要与各种要钱的电话纠缠。最后我只能说我老婆死了,每年都要烧纸钱;我还剩下几个纸钱,你要不要?你要真钱?对不起!我没有。
不过世界上也有不要钱的奖,那就是联合国奖。得这个奖就难了。如果中国大陆谁发这个奖,那么别忘了,给我留一个。有些真正的国际会议也是不收费的,即便是食宿交通也是举办者支付,那才是真正讨论问题。与会者都是认真发言。
至于医院骗人,这是中国大陆的独特问题。因为现在医院层层落实经济承包制度。医生向科主任承包每月挣多少钱,科主任向院长承包每月挣多少钱,院长向卫生局承包每月挣多少钱,卫生局向卫生部承包每月挣多少钱。完成承包的钱,发工资;超额完成承包的钱,发给提成的钱;因此一个医生如果骗得好,一个月可以拿几万元;而不愿意骗人的医生,那就惨了,只能拿几百元。因此不愿意骗人,也得骗人;不然就无法生活。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承包制度,把医生变成了商人。美国的医生会说:“对不起,我不会治。”而中国大陆的医生,几乎都不会说这句话了。其实,每个西医上大学的时候都要举起右手,跟着老师宣读希波格拉底誓言,有一句誓言就是:“我不治疗不会治疗的疾病。”怎么毕业之后,就把这句誓言忘了呢?然而病人是无奈的。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现像呢?你少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诊断找医院,治疗自己干。
就好像吃饭一样,你每顿饭都去北京饭店吃,不但吃不好,而且太费钱。为什么不自己做饭吃呢?然而有些人笨得不会做饭,那就没办法了。治病也是如此,自己不动手,只是靠医生,那么当然治疗不理想,也费钱。有人说,自己不会治病!可是现在我告诉你怎么治,你还说不会吗?那么你就太笨了。
有人说,中国大陆骗人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政府职能失控了。不是,恰恰相反,目前政府管理的事情还应当减少。政府职能和经济运作还应当进一步分开。任何改革都会出现暂时的混乱。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改革,也是出现了许多骗人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挣钱而尔虞我诈。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骚动的社会风气才平稳。中国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