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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顾忌。他孙子麟趾在浙江金华任知府，随桂良至永定河巡查工段，“河员及地方，共鸠金三万余两”贿之。即如候补道员“亦致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甚至部选人员，虽极苦缺，亦必馈送二三百金，方敢到任”，“而台荐京卿，共知其劣迹昭著，而绝无一人敢于劾参者，知其奥援甚固，有所恃而不恐也。”
倘有人不知深浅，忤逆了这一例规，则不免难全其身。张集馨曾因持正公务，开罪于桂良，被桂良劾参，几置于死地。咸丰六年冬，张氏简授甘肃藩司，路经保定，其友保定知府文廉规导曰：“此老非钱不可……兄何不略为尽意，只当挟优宿娼，做缠头费。”以解夙愿。张氏畏其凶焰，恐再生祸端，好生采备了貂尾褂筒、大铁箱鼻烟、本色貂帽、上等衣料、大匣金佩件之“土宜八色”，外加门包小费，抬进内署，才缓和了关系，而这竟使张氏不仅花光了赴任的盘缠，还借了不少债。尤可笑者，张氏初任闽省布政使，往见总督庆瑞，岂料“庆督门包须库平足纹，不要洋元”，且“当即在门房弹兑”，张氏纳银欠平六分，被立时掷出，只好令家人再加一钱送去，“以后致送皆加平，始不挑剔”。
以贿赂为主要手段所维系的官僚体系必然导致建立在个人利禄追逐基础上的互相勾结、窥伺。甘肃总督乐斌一伙为了市恩纳贿，勾结臬司明绪、幕友彭玉亭，直以州县之频繁调署为能事，选人补缺，从不问品行劳绩，专以亲昵近狎为本。彭、明二人与兰州道恩麟、镇迪道和祥为了献媚上司，结纳僚属拜为弟兄，日事征逐。乐斌之门丁陈二为乐斌用神，言无不听，计无不从，笔帖式长祥本吸食白面，挟优宿娼之徒，有意与陈二结为金兰，陈为长祥游说，欲署知县。但所向笔帖式署知县，必资格较深，稍有劳绩方可。不久，礼县缺出，臬司明绪传禀乐督意，果署长祥为礼县令。
明绪缺德少才，五伦不备，人称“四伦先生”。最初，他与总督乐斌关系不甚融洽。而后明绪“馈问乐督，殆无虚日，虽一饮一馔，亦必先呈督署，以伸诚敬”，遂愈久愈密，竟至操纵黜陟之权。每一缺出，属员竟不问藩司，共求明绪而事无不妥。为敲诈下属，明绪于三节两寿外，又添母寿二次，收贿廿余处，每次不下数千金，因其属员皆知其与总督同气，“畏其谗间，故不敢不竭力致送”。
明绪丁母忧。按理，臬司缺，应由实缺道员补。和祥本系捐复未曾赴部引见人员，绝不能接委臬司，但他阴跪求乐斌，必欲署臬篆，于是乐督终于委任于他，并不与主管此事的藩司商定。和祥接委后，大作威福，“访查娼赌，旋即卖放，沿街遍贴不通告示，行道者阅之掩口，见属员皆疾言遽色。属员送钱，便是循良，馈问稍疏，即为庸劣”。
政吏如彼，那么军吏呢？张氏在闽省任内，目睹“闽省风俗，强凌弱，众暴寡，村居里处，每每被人蹂躏。若挂名营伍，门悬某营旗灯，凶徒使不敢滋扰。……是以稍微温饱者，必谋入营以保全门户。然欲入营，必先贿属，或十余元或数十元，视家之贫富，定数目之多寡。千、把、都、守不能独得，将、官、提、镇亦复分肥，收受陋规，变别名目”。
同治三年，张氏奉旨前往甘肃会同布政使恩麟防剿陕甘回民起义期间，亲历乱离失所、哀鸿遍野的败亡，而清兵滋扰，更是雪上加霜。甘肃提督陶茂林，居省城公馆，“以亲兵千人自卫，街市滋扰不堪。兵勇于省外掳来女人，在省出卖……民间俱要需索，否则纵兵奸抢”。其部属穆春严“夏间住陕省一月，抢劫案竟至四百余起之多，逼死妇女一百余人”。百姓怨怼：民之苦兵，甚于苦寇。
“政由贿成”，贿所从来，只有二个渠道：或吮吸百姓，或侵吞府库，这是不言自明的。朝廷所命外官，本以聚敛为能事，加之地方官吏中，那些花银子买来的所谓“捐班”又不在少数，这些人一旦得手，便以千百倍于“捐银”的贪求从百姓和府库中攫取。
老百姓交粮纳税，除了官府规定的正额之外，尚有专供各层官吏侵吞的“浮收”，这本是公然行之的惯例。但这些仍远不能填满他们的欲壑，还要创新出许多奇巧名目盘剥民众。如福建省有“械斗费”、“暗赌费”等进项；甘肃省有日捐、月捐、黑捐、飞捐、亩捐等捐法；四川有“放炮”、“倒炮”、“太平炮”等名分：“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繁剧地方，放炮一次，可得万金或五七千金不等”。又有新官甫经到任“亦减价催税，名曰‘倒炮’”，其聚敛的钱财比放炮还要多，这种放“炮”得来的款项，绝大部分进了做官的私囊。
还有一种花招，称为“发商生息”。“不肖州县捏禀该管道府，借口前任仓粮中有霉变，或一万石，或两万、三五万石不等，必须减价出粜”。其实粮并未霉变。尤为甚者，遇有水旱偏灾，青黄不接之时，国家出籽口，而“州县领银后，捏造诡名清册，送司备查”，即或“间有实发者，又多系书吏冒领，不能实惠及民”。
在江西，田产交易税契尽为书吏州县侵吞。“州县所收税契银两，并不解司，随收随用，如应得陋规一般”。
闽浙总督颜伯焘，革职后回广东原籍，途经漳州，搬运箱笼什物的扛夫有六七百名，一连十天才过完。其“差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五天就“用去一万余金”，全由汀漳龙道府库开销，而且撵不得，哄不走，大有不吸尽民脂不罢休之势。
敲骨吸髓的盘剥，竟使亿万百姓穴居毳服，藜藿不给，稍遇灾荒，便折骨为炊，易子而食。道、咸以降，义民风起云涌，举国无处少安。
张氏在陕西粮道任内的经历，足以明了为官者巧取国库之能事。陕西粮道之所以成为吏宦垂慕的肥缺，“不过斗斛盈余耳”。其东西二仓所贮之粮，弊伪无数。因为是军粮，为防军将挑剔作梗，每年三节两寿，每次以府库款馈送将军“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包。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百米四石”。“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不仅如此，由于“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迎客，“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必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仪程在外”。陕西粮道每年总收入约六万两，仅官吏的吃喝饮宴便用去五万两，而连年蝗旱灾害却得不到及时赈恤。督粮道方用仪调任交卸时，为最后再捞一笔油水，竟为民间购麦壳四千石搀入东、西二仓中。
道光二十八年，张集馨署任四川藩司。山西巡抚王兆琛在四川藩任时与下属合谋，私取库存闲银万余两，此乃监守自盗，罪名重大。总督琦善饬司查办，遂得官吏互相染指实情，面对人物两证，王兆琛仍百般狡展，拖延不肯退赔，终无丝毫处分。
犍为县令朱在东不问政事，穷奢极侈。“民间词讼，一概高阁”，“每日至申酉之交始行下榻，彻夜不眠”，“署前贩卖熟食，及小经纪人，日落云集，通宵灯火不绝，邑人呼为鬼市”。在其任内，竟贪污“正杂款项九万余金”。经后任查出，朱在东因手里把握贿赂历任将军、院、司、道、府的印簿证据，全不在乎，连总督琦善也“以案情牵涉大员”而畏葸莫措，最终还是草草了之。
咸丰十年，张集馨署理福建布政使，发现闽省州县无不侵挪国帑入己，若按例参革，将至三、四十员，其网线错结，牢不可破，终于未能纠办，任其滋漫。可见泄沓欺蒙，上下一辙，纲纪断烂，早已病入膏肓，国家败亡，早已铸成定数。
以贿为政，贿赂公行，为吏做官全然成为金钱物欲下的交易，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官僚制度的职能，滋生了一大批噬血鬼、寄生虫。晚清仕籍，不外科甲、捐班。那些京闱要员，封疆大吏，多系皇帝亲戚内幸，其中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