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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时间，而且使学生讨厌，我主张教学须启发学生自动的在讲堂以外预备（各门教授都应如此）。须选文令学生能多看，不能篇篇文章讲，须一组一组的讲。讲文时不以钟点为单位，而以星期为单位。两星期教一组，或三星期教一组，要通盘打算”〔16〕。虽然这并不完全是针对白话文教学，但是针对包括白话文在内的语文教学而言是毫无疑问的。梁启超提出的以“组”为单位，似乎比以“问题”为单位更接近于单元教学。因为一组课文，既可指内容相关或相近的几篇课文，也可指体裁相同的一组课文，从选文的内容扩展到了选文的形式。
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变革比较复杂，不难发现，贯穿这个变革的灵魂，就是重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但是，在变革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即在深刻地批判文言文教学太偏重于形式的时候，人们却又过分地强调了语体文内容的教学，从而使语文教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民国八年以后，优秀的教师受了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优秀的学生们受了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是中等学校的教学法才发生变动，而趋向于启发式的自动主义。大概情形是这样：国文科参用新文学作品或译品，侧重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忽略文字或技巧方面的研究”〔17〕。
语文教学如果只注重各种问题的讨论，必然忽略形式上的训练，以致严重影响了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流弊至今，祸害很深。抑或，“载道”与“授道”之淡出，乃至匮乏，于责任与伦理融为一体的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风飘云散，更是惊心动魄。由此可见，如何保证语文学科的思想性和工具性的辩证统一，是语文教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总是发生偏差的问题。另外，在这时期，人们在借鉴、学习国外的教学理论的同时，大胆地进行了各种实验研究。例如，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实验等〔18〕，这些探索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变革，尤其对中学语文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后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借鉴。
注释：
〔1〕〔17〕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版，第134、123页。
〔2〕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28年版。
〔3〕〔9〕沈仲九：《国文科试行道尔顿制的说明》，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5、26页。
〔4〕〔8〕周铭三、冯顺伯：《中学国语教学法·下卷·发端语》，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5〕〔7〕阮真：《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中华教育界》第二十二卷，1935年第一期。
〔6〕洪北平：《中等学校与白话文》，《教育杂志》第十二卷，第二号。
〔10〕朱经农：《对于初中课程的讨论·国语科的内容》，1920年《教育杂志》第十六卷，第四号。
〔11〕《教育丛刊》，第二集。
〔12〕〔15〕何仲英：《白话文教授问题》，《教育杂志》第十二卷，1920年第二号。
〔13〕陈东原：《国文学习法》，《学生杂志》第十卷，1923年第六号。
〔14〕沈仲九：《对于中等学校国文教授的意见》，《教育潮》第一卷，第五期。
〔16〕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32年版。
〔18〕廖世承：《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是现代人的文章。
俗界之欲
俗 界 之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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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相关的东西出现在以世俗为基调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失去神圣的性质，越是看起来貌似神圣的东西，也越容易遭到怀疑，中西皆然。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里写道：
马塞托假装哑巴，在女修道院里当园丁，院里的修道女争着要跟他同睡。
各位美丽的小姐，世上有多少男女，头脑都是那么简单，以为女孩儿家只要前额罩着一重白面纱，脑后披着一块黑头巾，就再也不是一个女人、再也不会思春了，仿佛她一做了修道女，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似的。凡是具有这种想法的人，一旦听得了什么出乎他们意想的事情，那他们真是怒气直冲，像是发生了什么逆天悖理的罪恶了。这班人绝不想想自己随心所欲，要怎样就怎样，尚且还不能满足，也考虑不到一个人整日闲暇无事，情思潦乱，会在精神上有多大影响。又有好多人，认为那在日间干辛苦活儿的人，他们的肉欲早给那铁锹锄头、粗衣淡饭、艰苦的生活赶得一干二净了，他们的头脑已昏昏沉沉，再不懂好歹了。这类见解真是自欺欺人！
薄伽丘说明，修道院的教士修女，其实还是凡人一个。中国古代佛教的机构、礼仪和僧侣生活，和薄伽丘笔下的修道院生活类似，面临的困境，也颇相似。佛、法、僧，是佛教“三宝”，但终究不完全相同，僧毕竟是活生生的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也在宣扬佛家道理的同时，像薄伽丘那样把尼姑和尚讽刺和取笑一通，小说里描写寺庙生活与僧尼的形象，往往并无什么特殊的神圣感，除了形式上的戒律以外，与外界的凡俗尘世并无太大区别。明代冯梦龙编的《全像古今小说》中有一则故事，叫《闲云庵阮三偿冤债》，说一位公子阮三郎与一位太尉家小姐玉兰私下交换了信物，想要再见面幽会，但“只恨闺阁深沉，难通音信”。公子的朋友就找到闲云庵一位贪财的尼姑，给了她钱，由她来负责操办。尼姑便邀请小姐的母亲携小姐某日去上香，嘱咐小姐到时假装想要到禅房休息，她则把那公子约来，预先躲在禅房里。尼姑巧舌如簧，终于说动了夫人带小姐去尼姑庵——小姐本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又果真约来了公子，两个性压抑的古代青年，就在禅房中苟合。后来，小姐怀了孕，而公子原本就有病在身，身体虚弱，这一下就暴死了。小姐生下了孩子，父母也未加虐待，再后来孩子长大中了状元，做了吏部尚书。他的母亲，即当年的风流小姐为一日夫妻从一而终，成了节妇，年轻时的孟浪，当然也就一风吹了。公子小姐幽会在古代很不容易，在《西厢记》和《牡丹亭》都得有人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但冯梦龙的故事中尼姑来做媒倒很新鲜，而且安排提供禅房之类的全套服务，简直就是在拉皮条，当淫媒了。一般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可是这尼姑不免犯了佛家讲的“贪、嗔、痴”中的贪戒，再者，她居然敢在佛祖眼皮底下为人开包房，显然是没有起码的原则性和纪律性的。这明代社会是开放还是不开放呢？说开放吧，青年男女不能正常见面，说不开放吧，尼姑又能在禅房让未婚男女行云雨之事，然后再去面对佛祖和观音念阿弥陀佛。不论怎样，尼姑也做了红娘，至少说明，寺和庵与俗界的行事方式、思维模式基本是一致的。
《红楼梦》第十五回写到铁槛寺和馒头庵，也是一样世俗。馒头庵里的小尼姑智能儿“自幼在荣府走动，无人不识，常和宝玉、秦钟玩笑，如今长大了，渐知风月，便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那秦钟也爱她妍媚，二人虽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似乎尼姑们完全恋爱自由，根本不受教规约束的。接下来，秦钟在庵里非礼智能儿，智能儿居然把尼姑庵叫做“牢坑”，说要“离了这些人，才叫好呢”，半推半就间，智能儿“不知怎么样就把中衣儿解下来了”。另一面，老尼姑也积极参与解决两位施主家因为儿女婚姻产生的纠纷，委托长袖善舞的凤姐来办理，老尼姑的行为也不太像出家之人，倒像精通人情世故的一般老妇女，所以《红楼梦》里批出家的妙玉的判词是“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昆剧《思凡》干脆就直接描写尼姑陈妙常的情欲，陈妙常有段唱词：“恨只恨说谎的僧和俗，哪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哪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哪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哪里有八万四千弥陀佛。”还写下“黄昏独自展孤衾，怎奈凡心转炽”的句子。智能儿和陈妙常是“痴”的，但这样惊世骇俗的反宗教情感，在文人看来，却是正常的人情。
和尚这一边也差不多。《水浒》第四十五、四十六回写杨雄杀老婆潘巧云，石秀杀潘巧云的情人裴如海。杨雄杀妻，与武二郎杀西门庆和潘金莲，性质大致相同，都是因为私通违背妇道和伦理，而水浒英雄都是道德警察居多。不过细看又不全一样，潘金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