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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懂的是白话，至于白话文，文的内容，文的做法，未必能够全懂。我每每讲一篇千字左右的白话文，如陈独秀《人生真义》、蔡元培《杜威博士生日讲演辞》等，要用四五小时，若照原文念一遍，大约五分钟便够了，然而学生如何得懂呢？”〔6〕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除了文章的做法之外，就是讲解文章的内容，可以想见，对内容的阐发和解释有多少了。“还有好些教师，不知白话文如何讲法，倒不如拿些主义问题，可以离开文字，凭空口讲。只要学生欢迎，便是一等新老师，一等新教法！新的便是好的，更有谁去怀疑中学国文教学的真正目的是否应该如此？所谓新而好的教法，是否应该如此呢？”〔7〕为了能够在课堂上讲解出内容，教师不得不注意各种思潮、各种主义，语文课堂上教师便宣传各种主义，讲解各种问题。
因而沈仲九说：“我希望这回中学国语文教学法的讨论可以替将来中国中学国语文教学的教育学术界树立一种基础。自从西洋教育思潮输入以来，关于教育上学理的研究和实际应用上方法的介绍已经发表过好多种了。却是直接地用本国材料作学理上的研究可算很少。要提到拿国语文里头的具体的材料来做系统的中学教学法上的研究，简直可说没有。”〔8〕当时具有一定开放意识的、提倡白话文教学的人们，首先从视野狭窄、思维封闭、思想保守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很快接受了教育上的新思潮、新理论，并努力把它们和实际相结合，试图解决面前的问题，以使白话文教学尽快走出困境。“我们对于国文的旧教授法，真是十二分的厌恶了，我们决不相信那样的教授法于学生还有多少利益；所以遇着新的教授法，敢毅然决然的去采取他。即使他试行得没有好结果，然而我们敢预断也不好到像从前的样子罢了。”〔9〕
因此，随着教科书的变化，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无法适应白话文的教学，这促成了研究和介绍新教学理论专著的应时而生。如1920年商务印书馆的《白话文范参考书》、1921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国语教授书》、1924年中华书局的《新学制国语教授书》、1925年世界书局的《初级国语读本教学法》、1926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撰国语教授书》、1927年商务印书馆的《中学国语教学法》等。
以《新撰国语教授书》为例，该书把语文教学的过程分为目的、动机、考查、体味、推敲、练习六步，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尤其是兴趣的激发和培养，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评点串讲之法。就语文教育的目的而言，已由传授“圣贤之道”转向“练习常用的语言文字”、“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启发想像力及思想力”。白话文教学逐步取代文言文的教学，是现代语文教育与古代语文教育教学内容上的本质变化；从注重评点串讲到讲求师生互动，是现代语文教育与传统语文教育在教学方法上的本质变化；从以“传道”为主到以学习语言文字为主是现代语文教育同古代语文教育在教育目的上的本质变化。
这期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胡适关于教法改革的构想。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两篇文章中系统地阐明了对语文教学改革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是：1．以作文、演说为首要——把说和写作为语文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改“以阅读为本位”为“以表现（说、写）为本位”；2．用“看书”代替“讲读”——认为阅读教学“没有逐篇逐句讲解的必要，只有质疑问难、大家讨论两件事可做”；3．所读的要有趣味——认为阅读没成效是跟学生所读的内容没有趣味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设想的教材中最大量的是小说；4．用活的语言作活的教授法——主张到了中学第三、四学年，国文课的教学内容就是演说和辩论，因为“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
“胡适之先生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如果希望学生对于国文一门有一点确实的心得，除非把‘被动听讲’改成‘自动阅读’不可”〔10〕。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说，语体文的教授法，应该是先由教员指定阅读的分量，学生自行阅读之后，到课堂上师生共同进行讨论，根本用不着教师讲解〔11〕。一些人对此颇加推崇，这种方法在当时语文教学中被很多人付诸实践。
下面是孙俍工、沈仲九在1922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里的《初级中学国文教授大纲》教法部分：
国文教授，专在指导学生以研究的门径，使他们养成自己研究的能力和习惯。无论读本和其他书籍，都要学生自己阅看，做成读书录，记载下列各事：一、注释；二、各段大纲；三、全篇或全书的提要；四、批评。
教员在教室内，除临时讲解考问外，所做的事，大约是下列数种：
1．备学生的质疑；
2．指示研究方法和参考材料；
3．指导学生讨论。
讨论应注意下列各事：
1．句法，分段，文体，描写的技术，全篇的要义（表明的，含蓄的）等；
2．对于问题文，当注意问题的发生、要点、解决法和对各方面的关系；
3．对于艺术文，当注意作者的情调生活和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文艺思潮。
以上各项，都应笔记。
读书录和笔记教员应每月或每周取阅一次，作为国文成绩的一种。
这个教授大纲放在选文全是白话文的教科书卷首，编者的意图很明确，即白话文的教学就应该这样进行。从这个教授纲要可知，贯穿这个教学法的精神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原来是靠教师讲解给学生听，现在是由教师指导学生先进行自学，遇到困难后，与教师和同学进行讨论，以求得解决。“我们教授白话文的，也不能说教学生‘看得懂’，就算尽我们教授的责任。还有内容形式方面种种推敲；要大家预备，要大家讨论；讲堂里不是教员一人说话，要大家说话。尽管一篇很短的白话文，一目了然，也许讨论几小时未曾完结”〔12〕。
随着白话文教学法从讲解发展到看书讨论，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课堂上有限的时间不能完成所要求的阅读量，从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同时，对于所规定需要阅读的文章又不可能平均用力，不但时间和精力不够分配，而且会陷入混乱状态，什么都看了，可能什么都一知半解，没有重点，也就失去本学科的系统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精读和泛读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
“现在的学生，多不喜欢精读。语体文原也读不上口。然就因为不读的缘故，遂使很多的词句成语，不会记熟，不会运用。究竟这不可读的语体文，是否要有别种方法来代读，尚是疑问。”〔13〕所以对于精读课文，不用逐字逐句的讲解，也不要求完全背诵，这就又产生了读而不精的问题。据1925年所作的一项调查，当时精读教学的实际情况是这样：
精读怎样教授？我们须记得上面所述的事实，即各校三分之二是自编教材，油印发给学生的。其教授的顺序，有简单讲读的，有预习讲读的，有预习、问答、读讲、讨论、应用、欣赏等阶段的。
与精读和泛读紧密相关的就是单元教学法的产生。所谓单元教学，这里是指为完成某一教学目标，选择内容或文体相似的一组课文，首先重点教学其中的一至二篇，再通过学生的知识迁移，以学生自学为主完成其余课文的教学。最初人们在选择白话文作为选文时，是按照当时报纸杂志上的编辑体例，以问题作为分类的方法，如恋爱、科学、妇女、道德、人生等。“每一星期或两星期，由教员提出一个研究的问题，将关于本问题的材料，分给学生，并指示阅览的次序。如学生不能全阅，可指定专阅一二篇”〔14〕。“大约每问题选集了七八篇文章；教授时候，不过讲解一二篇，其余的，学生作参考”〔15〕。对于重点进行讲解的课文，是贵熟贵精而不贵多。从内容到形式，力争达到理解透彻、掌握熟练。对于单元中要求以自修为主完成的课文，其教学目的是与重点讲解的课文内容进行比较，使之深化，并培养学生自己读书的能力。
除了上述以“问题”为单元进行教学之外，梁启超在1922年著文所主张一组一组的讲，也是在单元教学方面进行的探索。“讲文太花费时间，而且使学生讨厌，我主张教学须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