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现这一转向的原因当然很多，涉及民族主义情结、“再造文明”的欲求等等，但罗志田教授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国故热的出现是与当时学人“趋易避难”的选择有关。我以为这一说法极具洞见。所谓“难”与“易”，是指清末民初的学人们对中学与西学、西方的理化“科学”与“文学”（指今天所说的大文科类，包括国学、史学等，下同）的认知，概括地说他们有“西学比中学难，而理化等‘科学’尤难”的共识〔18〕。也多少基于这一原因，那一时代的几届留学生们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作力最大的师生二辈大多选择的也都是倾向“文学”〔19〕。但时人又认识到于国于民“科学”是必要的，如何是好呢？最佳办法当然是把“科学”与“文学”结合起来。于是，把“科学”从具体的数理化中脱离出来而成为抽象的“方法”、“思想”的论说便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样一来，人们从事“科学”，就可以不必去从事那些于国人较难的数理化的“科学”，只要在自己的所熟悉的学问之中把科学“方法”和“精神”运用上去，也就属于在从事“至尊”的“科学”了。因而，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20〕
罗志田教授认为“趋易避难”是“科学走向原属‘文学’的国学和史学的一个潜在原因”，但我却以为这一“潜在原因”其实倒是最“现实”的、最“显现”的。“趋易避难”如同“趋利避害”一样乃人的生存本性也。无论如何，科学就这样走到国学和史学中来了，稍加“精确”地说，科学是先“进入”国学，后才与史学相结合的〔21〕。从一定的角度看，国学与史学是难以划清界限的，顾颉刚就说：“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22〕但国学显然涵盖着更多超越了近代历史学科所包含的内容，正由于它揽括的内容太多，作为一门学科它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一些学人便从西式的学科分类角度出发不承认国学为“学”，另一些人则担心提倡国学会阻碍国家要“富强”、“图存”的目标，便把研究国学视为“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陈独秀语），国学存在的正当性便有大问题了，大约到北伐战争后，风靡一时的“国学热”便走向衰落了。但与国学纠缠密切的史学却由于其学科性强等原因，从国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极有生命力的学科。1926年顾颉刚《古史辨》的出版与风行，标志着中国学界的关注重心已从“国故”转到“国史”。随着这一变迁，科学的实践重心也就由国学转移到史学，就这样科学的马克思理论也就与史学相结合了。
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在中国史学取得胜利，这与它理论本身具有“历史”性的特质和处于危机之中的近代国人迫切需要构建新的“历史观”有直接关系。近代，在中西方的对撞中，结局都是中国“完败”，面对如此之果，中国人在反思自身之时不由得对过去历史产生了全面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也就容易使人处于没有过去也不知未来走向的迷惘之中。为此，构建一套新的历史叙事、历史观念，重塑国民对自身过去历史的认知、建立对未来走向的信心就成为近代中国人思想意识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这一欲求也可以说是中国欲把自己的历史纳入世界“普遍历史”的意愿。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把进化史观引入史学，高呼“史界革命”，要创“新史学”，以图解决这一问题。但进化论史观在关于人类发展的具体形态、演变动力、最终理想目标等等问题上过于空泛，因而没能完成这一使命。
谋求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指向，为此，它必须把人类的历史阐释清楚，并勾画出人类未来的美好图景，这就使这一理论带上了深刻的人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有一套完整的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以及如何走向美好未来的理论，如同基督教把上帝作为历史叙事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把唯物史观放在了历史叙事的核心。从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等概念对过去人类历史进行分析，不仅指出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更指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条规律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因而，它是科学的结论，如同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它当然也是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对中国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也是符合这一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黑暗走光明和解放的历史规律。显然，这样科学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中国人急切重构历史所需要的科学理论和历史观。
四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重构中国历史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作，或许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使人无法静下来完成这项工作，倒是1927年大革命政治上的失败促成了这项工作的完成，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界获取了胜利。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通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来显示它在中国已获取了胜利的。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国学术界爆发了这次论战。其实这次论战既是一场学术论争，又是一场政治论战，正是由于1927年中国政治出现巨大变动，促使人去思考中国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而直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23〕。当时参加过大讨论的侯外庐后来在回忆录中就明晰地指出这一点：“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去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24〕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就坦言研究过去就是为了未来：“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事程，也正好决定我未来的去向。”〔25〕
参加论战的有三个不同的派别：代表国民党激进派的“新生命派”（以《新生命》杂志为代表基地）、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以《新思潮》杂志为基地）和代表托派的“动力派”（以《动力》杂志为基地）。参加论战发表文章的有数十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性质问题上的讨论主要是关于当时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在中国社会史问题上主要讨论的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断限和特征等问题。在此，特别要指出的一个事实是：尽管各派因政治背景、信仰和政治诉求的不同持对立观点，但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托派，甚至于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都把它作为自己分析、研究、论证问题的理论依据。这一事实也就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已成为各方认可的共同的基本理论知识，已成为当时思想学术界共同认可的一个重要理论。当然也无疑显示出这一点：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也会有更多的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信仰。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界如此被广泛接受，除了它理论本身所具的真理性、俄国社会主义的榜样作用等等因素外，美国学者德里克注意到，这与中国思想界发生社会学转向也有较大关联。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引入以及中国社会运动的开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这一转向对马克思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产生了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西方，马克思被公认为是与马克斯·韦伯、涂尔干并列的社会学三大创造人之一，要运用社会学理论就必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的要旨不仅是关注社会问题，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