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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之死》一文称金圣叹为“脓包型文人”，写道：“他到玄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以艳羡的口吻提及晋代文学家陆机：“这位风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儿，我想他一定很自负，因为他具有名气、才分、金钱、权势四大绝对优势。我遍数当代作家，兼备者简直找不到，不是有才无名，就是有名无才，不是有钱有势而无才无名，就是有名有才而无钱无势，当然，勉勉强强，降低条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几个，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头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黄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让人扫兴得很。”一腔莫名其妙的心火，读来灼然可感；一副求全责备的口气，让人满头雾水。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某种浓厚的怨怼之气澎湃而来，这使得作家的借古讽今不无含沙射影之嫌。
《从严嵩到海瑞》把清官海瑞说成“屁事不顶”的“道德大主教”；《李太白之死》说李白“渴嗜权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层，讨好豪门”；《王安石之死》说王安石“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是“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方孝孺之死》说方孝孺“傻不拉叽”，“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唐朝的声音》调侃嵇康“想在杀头前作闭幕秀”……诚所谓恶俗之气，弥漫文本。《王国维之死》则说王国维投湖的缘由“是那些仨瓜俩枣的银钱往来，是那些油盐酱醋的生计家事，是那些牵涉到个人、家庭、儿女等等狗屁捣灶的成堆问题”，认为王国维死得“油脂麻花，不干不净，搅七念三，卑微困顿”，“但他没有想到，由于这样一种死法，效果倍增，影响弥远……一下子，拥有了很大的知名度……王国维从此成为比所有国学大师都要大师的圣人”。作者不去挖掘王国维之死所体现的悲剧精神、抗争意识、文化意义，反而一味消解神圣，亵渎死者。尤令人瞠目的是这样一段话：“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多少学者名流、教授权威、文化大师、学术泰斗，被折腾得痛不欲生，可从未听说有人起而效仿王国维，毅然跳湖。其实，他们住得离颐和园都不远，即使没有洋车，腿去也就半个钟头。”在不加节制的冷嘲热讽中，流露出鲁迅笔下衍太太式的阴暗心理。
李国文每写到文人倒霉，分外来劲，必欲冷嘲热讽而后快。《司马迁之死》认为司马迁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不甘寂寞、呆傻愚笨、充满表演欲的通病。司马迁一生追求自由、价值、思想力，富于浪漫气质和反抗精神，他因坚持真理而惨遭宫刑，这样一个飞泪溅血的故事，李国文竟以如此幸灾乐祸的腔调道出，全无对一位壮怀激烈的文化先贤应有的理解、同情、怜惜和崇敬。这类发散着市侩气和犬儒气的话语，无疑远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王朔《无知者无畏》中《我看老舍》一文的不谈人格、气节、精神，一味崇尚活命哲学的痞腔痞调何其相似。在对严肃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解构中，彰显创作主体人文情怀的缺失。《从严嵩到海瑞》分析明王朝普遍的贪污现象时说：“既然贪污是官员的一种生存手段，贪污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贪污是这种病入膏肓的社会的必然伴生物，不贪白不贪，贪也不为耻，还有什么必要洁身自好呢？”这样一种刻意为之的反讽语调，极易引起歧义和误读。李国文先生的失误，大约就是沉溺于正话反说的快感中不能自拔，终至于随心所欲而逾矩，忘乎所以而失度，得意洋洋而失控，引得读者侧目。何况李国文的随笔，往往只是围绕既往历史以曲笔作文，貌似激昂高亢，实则不敢直面现实、正视黑暗。
李国文的文章还存在着严重的身份歧视问题，尤其对于草根阶层颇为不屑，一律斥之为“小农”“农民”，流露出市侩式的清高刻薄。《美人计》嘲笑历史上那些农民政权的统治者是“昨天的庄稼汉”、“腿上泥巴还未洗净的农民”；《假如阿Ｑ当作家》说：“草根阶层的性事，更多缘起于动物本能。刘宗敏进了北京，第一件就是找陈圆圆，恨不能当场按住，宣泄他的性饥渴。那个洪秀全还未打到南京，弄了许多美人共眠宿，其性行为与踩蛋的公鸡无异。”《唐朝的声音》说“出身于农民阶层的统治者，天一黑，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于室内的床上作业”。这是一种“唯出身论”，一种想当然。《和辜吻斐员ァ芬菜担骸昂瞳｜，作为小农，鼠目寸光，作为穷人，惜财如命。”《李后主之死》则说：“中国皇帝平均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出身农民，这也是中国文化人屡遭皇帝蹂躏的原因。”《李卓吾之死》更表现出市侩式的偏见：“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于财富的冀求，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这是何等赤裸裸的身份蔑视。
四
时下，李存葆的大散文常常以招眼的篇幅出现于一些文学名刊，它们短则一两万言，长则四五万言，连以蟋蟀为题的《国虫》一文竟也达到三万五千言，可谓洋洋大观。李存葆近期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大河遗梦》，所收《鲸殇》、《祖槐》、《大河遗梦》、《飘逝的绝唱》、《东方之神》诸文，表现出对重大题材和社会轰动效应的执著追求。作者忧黄河断流、汾河污染、物种灭绝，努力思考环境保护与生存发展、爱的迷失与情感危机、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的异化等等和历史、生命、自然相关的大题旨大命题。“十年辛苦不寻常，一篇写罢头飞雪”，李存葆的苦吟精神可嘉，但其作品选材、资料、分析、考证、构思、创意均不脱传统的骚人墨客之思，缺乏独立的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和人类意识。尤其李存葆下笔文白缠杂，寻章摘句，雕肝琢肾，远不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常常以呆板的书面语代替了典雅的文言，以乏味的大白话代替了活泼的口语，给人的感觉是在用方块字堆砌七宝楼台，看上去炫人眼目，拆开来不成片断。这使他的“赋体散文”，既得汉大赋式的铺张扬厉，也得汉大赋式的呆板凝滞。
同属生态环保主题，张承志两万字的大散文《匈奴的谶歌》典雅而沉雄，愤激而从容，渗透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生命意识，比之李存葆为赋新辞强说愁的《鲸殇》、《大河遗梦》诸作，便有斫轮老手与文章学徒、世家公子与暴发户之分。刘长春《大地笔记》中的一些篇什，如两千余字的《蓝色的黄河》，写来干净、自在、随意、纯粹，亦不下于李存葆的长文《大河遗梦》。“黄河，这就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天生圣人为万世，惊涛拍岸鸣春雷’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劲催双橹渡河急，一夜狂风到海边’的黄河吗？黄河，这就是‘桃花水涨冲新渠，船船满载黄河鱼’的黄河吗？……”（《大河遗梦》）如此呆板无味的排比句式，除了证明自己读过几句古诗词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张炜的散文一向倾力于书写思想者的心路历程，抗争世俗，自明心志，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严肃的精神思考和执著的入世情怀。但与其小说一样，张炜散文在对农业文明的眷恋中，表现出了对工业文明的抗拒，在对精神向度的追求中，也一直存在着简单的价值判断问题。时代飞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作为时代和社会的观察者的作家在对时代、社会进行文化评判时，尤须一种全局观念和包容心态，如果纯然从个人视点出发，而不从人类的普遍经验出发，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结构缺乏关注的兴趣，过于倚重个体的力量、道德的自信，就会在价值观上偏执一端。事实上，张炜的个体经验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