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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以来，张中行先生已基本辍笔，但其“负暄”系列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及《流年碎影》等影响力不减。张中行对于中学、西学、金石书画、文物古董皆有精研，下笔信手拈来，火气褪尽，在回忆沧桑旧事、书写文化乡愁中，呈现出陈年老酒式的美丽情感。《负暄琐话》开启了新时期以随笔文字回忆近现代学人之先河，允为经典；至《负暄续话》渐露油滑琐屑迹象，文字亦由简洁利落渐转冗长，出现了部分充数之文；《负暄三话》则气象衰飒，思力式微，往往将旧事琐闻不加提纯，随意连缀成篇，既无文史价值，亦乏艺术价值。从《负暄琐话》的明朗凝练，到《续话》、《三话》的饾饤成篇，“负暄”三书的一蟹不如一蟹，几乎成为中国文人个体创作历程中摆脱不掉的宿命——无论身负多高的才华，多大的学问，一旦为写而写，总不免堕入魔道，菁华流失。
这些年，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一版再版，走红不衰。汪曾祺的文字风度散淡，温馨静美，有名士之风，又不乏人情味与烟火气，其人生态度与文化态度，看得出儒释道交融的影迹，体现出中国特色的随遇而安。汪氏散文与明清小品文颇见渊源，某种意义上，他的文本可视为士大夫精神的化石。应该说，汪曾祺那些化沉痛为跳脱的文字，更多的是中国特色的乐感文化的体现，而非西方式的以崇高美为主体的痛感文化的映射。“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泰山片石》）的确，汪曾祺偏好中国特色的小桥流水，东方风格的风花雪月，宁取热闹，不喜冷清。如在《天山行色》一文，面对荒凉的赛里木湖那铁灰色的水，灰黑色的巨浪，汪曾祺写道：“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人的气息……湖边很冷，不可久留。”表现了对崇高美的拒绝。这正是一种世代相袭的以中庸平和为审美风范的士大夫风习的薰染灌溉所致。汪曾祺的师承沈从文，已见精神的退缩：沈氏文本中固有的蛮野之力，传至汪曾祺则少之又少，几至于无。汪氏散文对于白话汉语的运用几臻炉火纯青，客观上表现为一种反崇高、反英雄、反宏大气象的格局。尽管汪曾祺不乏现世情怀，但其文本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精义和中庸文化要旨，总体上缺了金刚怒目、刑天舞干戚式的张扬，缺了那种不平则鸣的血性、拍案而起的雄烈、特立独行的峥嵘、呼天抢地奋不顾身的文化情怀，终究难以构成火山喷发式的强悍冲击力——这正是大师与写手的分水岭。汪曾祺散文本是百花齐放之一枝，却在一轮轮的推崇热浪中，几欲被尊为牡丹式的“国花”，这是一种悲哀，某种意义上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了一个民族对宏大叙事的疲惫与拒绝。究其实，汪曾祺骨子里还是未能真正承袭五四知识精英的启蒙重任和使命意识。
贾平凹早期的散文笔墨老成，旨远意深，善以情感脉络作线而随物赋形，清丽阴柔，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散文的革故鼎新功不可没。贾平凹九十年代至今的散文，专意于谈吃喝玩乐，琴棋书画，鼓噪名士风流，张扬自恋情结，消解了原本无多的理性精神和现代意识，审美心理亦趋于病态畸形。仅以其近年创作的长篇“行走散文”《西路上》为例，该文贴着新鲜的标签，充满自恋自夸的个人情怀和恶俗的商业气息。全文拉杂琐屑，将眼中所见和一些浅薄的个人体验流水账一般写下来，几乎成了废话大全。贾平凹不谙章法、不懂剪裁的弊端尽显。在贾平凹，这种“行走”，是为了莫须有的“失恋”而行走，且是乘车（优质越野车）行走，乘机（飞机）行走，而非用脚行走。作者津津乐道于剽香窃玉式的美艳意念，通篇充斥着暧昧的情色言说，弥漫着委琐格调。常识性的历史错误在文中屡屡出现，如把昭君出塞和班超从戎的时间搞错，把飞将军李广利与另一历史人物冯唐混淆，还将汉武帝派李广征讨大宛的时间安放在霍去病征讨匈奴之前，等等。尤其作家对龌龊不洁之物情有独钟，笔下动辄出现“痔疮”“大便”“拉屎”等词，几成一种嗜痂之癖。测字，算命，调情，黄段子，如此污七八糟的杂烩，竟串联起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散文。贾平凹在文中尽情展露自己的才子气和情种本色，毫不掩饰形而下的肉欲骚动。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绝不是善的，更不是美的。“要永远记着一个女人，就必须与这个女人做爱。如果要彻底忘却一个女人，也就必须与这个女人做爱……女人站起来是一棵树，女人趴下去是一匹马，女人坐下来是一尊佛，女人远去了，变成了我的一颗心。”如此情种本色，不展示也罢。
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了《贾平凹谈人生》，全书二十六万字，内容几乎全是贾氏旧作的杂烩与翻版。在这本注水书中，贾平凹尤其嗜谈私秘体验，如称自己有特异功能，“夜里做梦，做到夜半起来小解，只要闭眼不让梦断，梦就不断……”等等，煞有介事。因了生命激情和创造力的衰退，贾平凹整日收藏古董，迷恋石头，卖字画，索润格，谈测字，论风水，装神弄鬼，自鸣得意，如此行状，简直成了现代巫师，还指望他能有多大出息呢？说到底，才子气、名士气、小农气的杂糅，使其作品散发出某种不良味道。
余秋雨语言天赋不凡，行文开合自如，声情并茂，集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于一炉，对于普及历史、文化、文学的常识功不可没。《文化苦旅》是在一种相对无功利的状态下写作的，俗气尚少；《山居笔记》余势不衰，但已体现出令人隐忧的自恋情怀；之后的《霜冷长河》则显出了养尊处优的名流派头。新千年推出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两书则直接沦为炒作的产物，通过它们，余秋雨俨然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代言人，成为当代中国的超级文化明星。余秋雨相对出众的语言才华和相对高明的叙述策略，使得他笔下所写虽属常识，但经过一番语言的妆裹，总有其动人处。如《千年一叹》中的《元气损耗》谈埃及人的得过且过，《我拒绝说它美丽》对印度文明的审思，都有可取的视角。余氏文本，多的是清词丽句，文采风流，少的是内心的真实——倘有其“内心的真实”，那也是一种士大夫式的优雅自得，顾盼自雄。在我们寄身的这个问题丛生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余秋雨自然清楚他更应该关注什么。可惜，余秋雨的写作变得越来越精明、下笔越来越有所选择了，他早已自动放弃了《家住龙华》、《酒公墓》式的优秀现实主义路数，为文不从博大的时代与普遍的人性出发，多是沉溺于一己的才子情怀书写。文化立场的保守、思想的贫弱、浓厚甜软的文艺腔和名士气，导致主体性的丧失。
作为典型的个案，余秋雨的人与文充分印证了，一个作家无论如何才情横溢，表现于文本，最终起作用的终究是人格的力量——人格决定文格，决定了一个作家在文学征途上到底走多远。在张扬名士气和功成名就感方面，余秋雨与贾平凹可谓殊途同归，只不过，余秋雨看起来像一位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绅士”，贾平凹更像是一个身着长袍马褂再加中山装再加西装的小农与知识分子的奇妙混合体。
三
近几年，李国文发表了大量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散文随笔，其中《大雅村言》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李国文的随笔嬉笑怒骂，言之有物，对历史知识驾轻就熟，但却在对人物的随意调侃臧否中，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他那些借古讽今的文字，颇多“嬉皮”色彩，而往往丧失了宽厚与包容。
《金圣叹之死》一文称金圣叹为“脓包型文人”，写道：“他到玄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