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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认为，这样大面积地删削，不加说明，不加批注，叫读者不知所以然。“随心所欲，把你的文章肢解、分割，不加任何说明……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
《荷花淀》已出版多年，遭此割裂，实在令人不解。孙犁不客气地说：“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可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一展不世之才。”
《荷花淀》这篇优秀的小说，在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受到了这许多过甚的“关爱”。此中，我们大约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的一些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荷花淀》被误读甚至被粗暴删削这样的情景，也许仍可以作为突出个案，值得人们警惕和反思。
朱东润的“蝗虫”之喻
？ 王 昊
1961年7月29日这一天，周作人两次到邮局寄信给香港友人鲍耀明，其中29日所写的一封信提及“承允月寄猪油二次，深属‘过分’，殊不克当。从下月起食油又将减少，每月五两减至三两（亦或不给），得此补充甚为丰富矣。闻糖亦将减少，乞赐寄二磅，或砂糖或角糖，以何者便于寄递者为佳耳”〔1〕。其实，中国1960年进入“困难时期”后，周作人一家的生活便不时出现紧张和拮据的局面。尽管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周作人自1960年起，每月可从出版社支取四百元译稿费。据文洁若回忆，从“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周作人稿费二百元”，到“一九六○年一月起，进而增加到四百元”〔2〕。但从致友人们信中的内容看，他还是不断“乞食”于他人，其生活窘状在信函中展露无余。闲时曾与父母一辈的人谈论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的生活情状，听那一辈人讲故事，最大的感受便是“饿”！各色的主副食品都是凭票据限量供应，即便有钱也买不到更多的东西。
1961年7月29日，也是在这一天，叶圣陶开始记录他的《内蒙访问日记》。从7月29日到9月23日，叶圣陶与“老舍、梁思成、吴组缃、曹禺、端木蕻良”，“还有画家、摄影家、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等”二十余人组成了“文化参观访问团”赴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参观访问。其日记内容反映的虽是一个知识人参观访问的个人感受，但也透露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经济情况。叶圣陶后来称那次旅行的日子是“欢快的日子”〔3〕。通过叶氏的日记，人们可以看到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生产活动的一派红红火火的盎然景象，访问各处的生产、生活物资亦极为丰富，从牧场、林场、渔场、矿山到国营奶品、罐头等制造工厂，生产秩序井然，牧民、工人的干劲十足，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国民经济恢复的先兆了。不能否认，1961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走出阴影的关键一年。叶圣陶这次为期五十七天的参观旅行记录，除了能让人们了解他们在各处具体的参观访问活动和当地具体生产情况以外，还能让人得到一些参观团在各处参加联欢和宴饮活动的信息。虽然，叶圣陶在记录一路上的文娱和宴饮活动时，大都不过聊聊数笔，但用词却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7月31日 参观团到达海拉尔，赴宴，“菜甚好。有禽名飞龙，其肉视山鸡更嫩。有甲鱼，昨在哈尔滨尝食甲鱼，不意北边亦有之。有烤羊腿，殆是主菜，而余不能嚼之。宾主互劝酒，余饮稍多”。同时，“有政协组织之六十余人在此，到已将一月，其中熟友颇多，元善夫妇、颉刚夫妇亦在内。”
8月6日 在呼伦池，“晚餐又是盛宴。劝饮而外，座中客起而吹奏歌舞”。、
8月11日 在一奶品厂参观，“遍尝其所制之各种食品，奶油粉、糖果、冰糕、奶油点心，凡七八色。余虽留意少吃，而已感其饱。回旅舍吃晚饭，只能勉进半碗耳”。
8月16日 在通辽参观，晚上“六点宴饮，治肴甚讲究”。
8月17日
在一公社生产队参观后，“午餐又殊别致，菜凡十六盘，全是鱼。惜厨师手法不多，均为红炙，其味无甚差别”。
8月21日
“晚餐时面饭而外，复有蒸煮之新鲜苞谷。昨夕则陈涮羊肉。餐食甚精，时有变换，招待无微不至，诚有愧矣。”
8月26日
参观某处后，“回至研究所，先尝奶豆腐奶茶，次食全羊。又是盛餐”。
8月29日
参观煤矿、机车修配厂等处，“回到矿物局已午后一点，又受丰盛之款待，饮酒颇久”。晚上，“未及六点，又邀我们进晚餐，菜肴仍甚丰。余实在吃不下，仅进少许，酒则绝未饮”。
8月31日
在昭盟座谈后，“晚餐。又是大吃大喝。食后分两批娱乐，跳舞，看电影”。
9月6日
在呼和浩特，吃“全羊席，烤好一羊，抬至席间供客一观，然后抬去脔割之，如吃烤鸭然。初尝驼峰，其味略与鱼肚相似，无甚好吃。又有发菜，亦称珍品”。
9月13日
离开呼和浩特前，“吃烤羊肉，又吃骆驼之蹄筋，为平生初尝。饮酒较多”。〔4〕
两样文字，两种心情，周、叶两人所写文字反应的社会经济情状虽有些不同，却为后人留下了观察当时社会情况的“窗口”。现在，记录关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些文字大都是当年部分知识分子的零散回忆，即便有专著、专文，也大多附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研究，或是演绎了的文学作品之中，很少有普通百姓对此做详细的记录。这一方面与各色人等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今昔心境和所从事的具体的体力和脑力工作大有关系；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对“饥饿”的回忆，大体限于“口头流传”，形成文字的极少。在生活物资如此丰富的今天，人们也都不太愿意回忆起更多的饥饿和苦难。虽然知识分子的记录大致留下了那个时期一些较“清晰”的画面，但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显然不同于普通民众，当时他们所受到特别或是额外的照顾应颇令一般民众羡慕。听父母讲，当时我祖父母一辈的工人每月月薪大约在五十至七十元左右，而且是要靠一人养活一个八至十口之家，如果将此与周作人月收入相比，两者简直有天壤之别。周作人生活上的“困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不禁使我对部分知识分子笔下当年的“困窘生活”产生了一些疑问。普通百姓生活得艰辛毋须否认，但知识分子的艰辛生活会不会是被他们自己人为地夸大了？知识分子有时很容易将自己所经历的苦难“扩大化”。其实，解放以后，知识分子虽遭受了不少运动的冲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他们的生活待遇以及社会地位，还是要远远高于普通百姓。
对于自身较为“特殊一点”的生活优越感，不少知识分子还是有所认识的。1961年4月20日，傅雷的夫人在给海外儿子的信中写下了一段文字，“这二年来营养之缺失，非你所能想像，因此百病丛生”，“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仿佛向儿子开口要东西也顾虑重重，并且也怕增加你的负担”〔5〕。傅夫人朱梅馥的这封写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还传递了许多了解当时知识分子个人、家庭，乃至社会情状的信息。傅雷“每次order（嘱寄）食物，心里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古脑地都会冒出来，甚至信也写不下去了”。不过，与普通百姓相比，傅雷一家“过的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我们的享受已经远过于别人”〔6〕。信中的“远”字很能说明问题。对自己的生存境遇感到满足，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作为“右派”的傅雷，生活质量虽有下降，但依然没有被排除在受照顾的群体之外。
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上海高校“学生食堂的菜单，几乎都是豆腐渣、花菜叶。教授们也不过多一斤糖，一斤黄豆”。陈四益在回忆这个时期复旦大学的朱东润先生时写到：“上海市委统战部组织一批民主人士到各地参观，想让他们看看人们怎样在勒紧裤带搞建设，朱先生也在其列。参观归来，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