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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泰戈尔的尴尬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尴尬。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可以说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前后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而并不注重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本身的价值，对泰戈尔也是这样。这样的欢迎或反对就都难免具有某种盲目性，容易演变成一种感情用事的不理智、不客观的批评或欢迎，也自然会产生许多“意不在酒”的“醉翁”，徐志摩也可算其中之一。
注释：
〔1〕〔3〕《新文学史料》，梁锡华译，1982年第4期。
〔2〕〔4〕徐志摩：《太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14卷9号，1923年9月10日。
废名的真
废 名 的 真
？ 陈建军
关于与熊十力“打架”
有关废名与熊十力“打架”的传闻，坊间版本颇多，但大都极尽想像、虚构之能事，离事实相去甚远，遑论史料钩沉所讲求的一个“信”字。2002年《万象》第9期载有汤一介先生的一篇题名为《“真人”废名》的文章，文中云：
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他们两位都住在原沙滩北大校办松公府的后院，门对门。熊十力写《新唯识论》批评了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因此辩论。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此文一出，即招来张际会先生的质疑：“莫非熊、冯二先生又打了一架？”〔1〕嗣后，汤先生在《万象》上特作“一点说明”，声言熊十力与废名二人“互相卡住对方脖子”一事，是“听季羡林先生说的”，除“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一句外，“其他细节都是亲耳听季先生所说，应不会有误”〔2〕。1998年，汤先生曾在《从沙滩到未名湖》一文中明确说过，熊、冯二人互卡脖子是季先生亲眼所见〔3〕。早在1990年，汤先生就对废名的亲侄子冯健男先生说过“季羡林先生当年曾见，废名和熊老仍有‘扭打’之事”〔4〕。汤先生所言或许“不会有误”，但诚如张际会先生所说的：“似乎有演绎的成分。”其实，熊、冯二人“扭打”之事源自周作人的《怀废名》，周文是作为废名的“逸事”来记载的：
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余君云系亲见，故当无错误。〔5〕
《怀废名》写于1943年，而所记乃是1937年以前的事，确切地说应当是1933年夏日的事，因为熊十力此时正住在北平后门二道桥。抗战爆发后，废名避难湖北黄梅。1946年9月返回北大，初住西语系教授袁家骅家，后被学校安置在沙滩校园内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后面一排平房里居住。1947年春，熊十力由重庆返北大任教，与废名邻居，同年秋离开北平，次年2月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可见，汤文中“大概在一九四八年夏日”，与事实并不相符。据冯健男先生和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回忆，当时熊十力单身一人住在北大，雇了一个男佣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他让废名父子（冯思纯先生时年十二岁）在他那儿搭伙〔6〕。熊、冯二人相聚北大后，“论道之事仍常有，争论亦常有，有时在房间里，有时在院子中，争得面红耳热几乎难免”，但“扭打”之事却没有见过〔7〕。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张中行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因编务上的缘故，曾与熊十力、废名过从甚密。张中行也没有看见熊、冯二人“动手的武剧”，他在《废名》一文中写道：
四十年代晚期，废名（冯文炳）也住在红楼后面，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后来迷上哲学，尤其是佛学。熊先生是黄冈人，冯是黄梅人，都是湖北佬，如果合唱，就可以成为“二黄”。他们都治佛学，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可是所信不同，于是而有二道桥（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在地安门内稍东）互不相让，至于动手的故事。这动手的武剧，我没有看见；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冯先生答：“我的意见正确，是代表佛，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真可谓“妙不可酱油”。〔8〕
熊、冯二人“动手的故事”，是一路传来的。冯健男先生是听汤先生说的，汤先生是听季先生说的，周作人是听“余君”说的。“余君”虽云亲见，但正如季先生一样，毕竟是孤证，真实与否，甚可疑。既然是“传说”，在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走样的现象。周文本是说熊、冯二人“扭打”，汤文则变成了“卡脖子”。另有人添盐加醋，说二人是在桌子底下扭成一团。还有人称，打架的时候，熊翁正坐在“马桶”上。苟如此，废名则未免不讲道义，有乘人之危之嫌。“扭打”之事或许仅此一次，后世好事者则妄称熊、冯二人“三天两头”打架，意见偶有不合，便拳头相见，大打出手。
关于佛学论著《阿赖耶识论》
1922年，熊十力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唯识学。他曾屡劝还是英文系学生的废名学佛，但不久，熊十力自己却背弃师说，由唯识而反唯识，由佛归儒，自创新论。一日，他俩同游北海，废名问熊翁：“为什么反唯识呢？他的错处在哪里呢？”熊翁答曰：“他讲什么种子。”〔9〕当时，废名因为没有学佛，所以“种子”于他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是，熊翁的答话则如同一粒种子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里。1930年以后，废名系统地阅读了《涅槃经》、《智度论》、《中论》等佛书，始信有佛，并对熊十力的学说多有不满之意。
废名在黄梅乡间观农人播种、收获等农事，乃悟得种子义。1941年元旦，他写了一篇《说种子》，抄了三份，一份寄北平的周作人，一份寄重庆的熊十力，一份寄施南办农场的朋友（一曰程鹤西）。三方面都有回信，但都令废名失望。在废名看来，熊十力因为反对唯识种子义而著《新唯识论》（文言文本，1932年10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行），他不懂佛教，于佛教无心得。“‘说种子’一文等于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心得，给熊翁一个反省，佛教的种子义正是佛教之为佛教”〔10〕。1942年春，熊十力从重庆寄来《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1942年正月以北碚勉仁书院哲学组名义出版），废名读罢，大不以熊翁为然，于是动了著书之念，并将其书名题曰《阿赖耶识论》。
废名著《阿赖耶识论》，据他讲，一是从儒家挑拨起来的，讲阿赖耶识，可以教儒者以穷理，“使他们未圆满的地方可以圆满”。这是一个远因。还有一个近因，或者说直接原因，就是由熊十力挑拨起来的：
黄冈熊十力先生著有《新唯识论》，远迢迢的寄一份我。我将它看完之后，大吃一惊，熊先生何以著此无用之书？我看了《新唯识论》诚不能不讲阿赖耶识。熊先生不懂阿赖耶识而著《新唯识论》，故我要讲阿赖耶识。所以我的论题又微有讥讽于《新唯识论》之不伦不类。熊先生著作已经流传人间，是大错已成，我们之间已经是有公而无私。〔11〕
《阿赖耶识论》动笔于1942年冬，1945年秋脱稿。1947年，中国哲学会曾有意付梓，稿费已给了废名，但事不果行。对于《阿赖耶识论》这部著作，废名十分满意，也非常自信。1946年，废名欲回北大任教，俞平伯向胡适写了一封举荐信，信中特别提到《阿赖耶识论》，称这是废名“生平最得意”之作〔12〕。1947年，废名对僧人一盲说过：“我的话如果说错了，可以让你们割掉舌头。”一盲曾将废名过访的情形以《佛教漫谭（四）》为题发表在《世间解》月刊第４期上，文中有“或许另有意见向他提出”之语。废名对此表示抗议：“我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