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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5-09-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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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历史的细节和过程,较之一般的“浮泛褒扬”,似更能深度体味历史的深邃和前人的智慧。应当说,蒋梦麟在处理联大内部关系时感受到的内心苦涩,恐非外人所能窥知。
  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的摩擦和追逐,越是程度高的群体,其摩擦和追逐的形态就越显复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一篇记述蒋梦麟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披露:“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时候,三校之间的矛盾就已相当突出”,当筹建联合大学一度毫无进展的时候,有人劝说蒋校长干脆“散伙”,蒋随即正色说道:“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5〕北大史学系教授钱穆所撰《师友杂忆》一书亦有一段记述:“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由清华冯芝生(冯友兰)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汤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插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6〕上述这些当事人的回忆,反映出当时西南联大校内的某种情绪和不协调倾向,亦足见处在蒋氏的地位刻意维持大局的苦心。
  不过,蒋梦麟私下里也不免感到苦闷,甚至抱怨当初的合校体制束缚了北大的自由伸展。1943年初,他致函胡适剖白心迹:“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7〕看来,蒋氏在朋友中间乃是一个性情中人,同时更反衬出在“公众”面前他的责任心和涵养。就是在这段“赋闲”的时日里,多年来一直因忙于公务而自感“学问荒废得可以”的蒋梦麟,竟难得地有余暇余力做起个人的学问来了。他闭门研究书法艺术,写成《书法之原理与技艺》书稿,并与沈尹默交流切磋,颇有心得。他自抗战爆发的次年即发愿用英文撰写自传性质的《西潮》一书,但因为英文表达的障碍,不得不暂时中断写作,补习英文。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坚持“早晨六时起读英文用苦功”,终于利用包括躲空袭警报时间在内的一切余暇,于1943年底完成了这部后来在英语和华语世界均受到“好评如潮”的书稿。可是,他与朋友谈及此事,却是既幽默又率真:“我这本书也不过是玩意儿,觉得有趣得很。所以黎明到深夜不断地好像人家喜打麻将的一样着迷。如能摸几文钱,使我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重庆方面显然注意到这位北大校长投闲置散的状态,相继安排他担任一些社会“闲职”。其中较为显要者,乃中国红十字会会长。1941年7月间,蒋梦麟上任伊始,即与一学生携带药品驱车视察各地红十字会工作,先后经滇、黔、湘、桂、川等数省,行程数千里之遥。沿途所见各地壮丁收容所实况,竟是惨不忍睹,令他“心悸神伤”,大为震撼。在贵阳一收容所遇到来自广东曲江的壮丁,出发时有七百人之众,而此时只剩下寥寥十七人,大部分人于步行途中病饿劳累而死,尸体或草草掩埋,或弃置山野途中,任野狗撕食,而“一班办军役的人”对征来的壮丁打骂苛待,毫无人性。试想这样的壮丁充军作战又有何战斗力可言?回到重庆,蒋梦麟直接向最高当局投交报告,内称“所见所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据蒋梦麟回忆:“最高当局看来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8〕这一事件,震动了军界高层,也引发了当时兵役制度的若干变革,在大后方传扬一时。此外,这个时期,蒋梦麟还兼任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分会会长,不时迎来送往地参与一些民间外交活动。此类事务虽不无意义,却与他北大校长的本职工作渐行渐远,以致当时担任美国情报协调局中国代表的费正清也误以为:“蒋先生早已不在北大工作。”
  三
  事实上,此时蒋梦麟与北大教授们的关系,就整体而言,也越来越疏离。据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当年的观察:“校长避免与教授接谈,当然与学生更无关系。蒋校长绝对不看教授,教授也只极少数去看他。只有一个校务会议,起初不选举代表,被教授逼迫多时,选出代表,但不肯开会。好像每年有两次会,就算稀有的事。开会时总设法阻止多谈。校长从远处回来,有时有个茶会,或校庆时有茶会,但在这种会中,毅生(郑天挺,北大总务长)兄总做出难堪的样子,叫人唱戏或想别种办法闹一阵而散。这种情形过去特别显著,近一两年好些。所以有人说蒋校长当红十字会长后,精神好多了。盼望他做更大的官,精神可以更好些。”〔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北大教师对西南联大时期北大的处境和现况甚不满意,其评价也以负面的居多。哲学系的汤用彤指出:“北大南迁以来,其固有之精神虽仍未衰,而为时势所迫,学校内部不免日嫌空虚”,“北大教务方面,人员零落,即留在校中者,亦因流离转徙之折磨,英气大逊于往昔”。中文系的罗常培认为:“政府太不同情我们了,过去几年,北大简直没办法发展,不单比不上清华,连浙大、武大都抵不住。”生物系的年轻学者牛满江也认为:“抗战期间,为北大黑暗期,蒋(梦麟)先生于每周纪念会上说‘现在北大有如佛前微光,抗战过后必会发扬光大’。”自称熟知学校情形的“昆明通”、数学系教授许宝禄说得隐晦却更尖锐:“过去五六年太黑了,个把好人厕身其中,连轮廓都看不见……”而与北大渊源深厚、作用特殊的傅斯年私下里则说得十分直白:“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鄙视”,“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这些均发自1945年或稍后的议论〔10〕,明白无误地反映出,教师内部的不满正在积蓄,一场变革似也正在酝酿之中。
  就在蒋梦麟“再上层楼”,决计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仍想兼领北大校长的意向明朗以后,不满和求变的火焰瞬时喷发了。且看当时实际管理北大校务的郑天挺教授的追述:“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这年(1945年)上半年曾到美国考察教育,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到美国能采购洽商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员后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不料,他这时却被行政院长宋子文找去做行政院秘书长,并于6月就职。此事蒋事前未与同仁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而且自美国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而径飞重庆。到6月末给我来信说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等语。因而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激动。月底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做官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应由在美国的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但胡适一时也不可能回国,必须有个代理校长。9月初,教育部正式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11〕郑先生的回忆平实而淡然,而当年北大内部“倒蒋迎胡”的气氛实则颇为激愤。正如江泽涵所述:“梦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长,几乎全体不赞成。有些人以为他将来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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