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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所叙述的后天获得性能否遗传的问题，仍在争论之中，人们还没
有普遍承认为了证明这种遗传而引证的事例是确凿无疑的。在动物身上发现
的那种体细胞分裂而为生殖细胞的过程，在植物体内不能发生在那样早的阶
段，所以后天性质的遗传，在植物内比较可能。关于最新的证据，我们可以
提到鲍尔（F。O。Bower）所搜集的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似乎说明长久连续存在
的不同的环境可以在羊齿植物身上造成能够遗传的特性②。
这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困难。变异的发生好象是由于失去一些因子而不
是由于增加一些因子。贝特森说：
就是在果蝇身上，在数百个遗传因子中，很少发现新的显性特征，即新
增加的正的因子，而且我相信这些特征没有一个属于在自然情况下可以存在
下去的一类。。。但我们并不是怀疑进化的实在性或真实性，而是怀疑物种
的起源，这是一个技术的，甚至可以说是驯化的问题。这个秘密随时都可以
解决。近二十五年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合理地在事实的基础上来讨
论这个问题。综合将随分析而来，这是我们不怀疑、也不能怀疑的事③。
同时古生物学家，特别是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搜集了许多成套的有机体
的化石遗迹，数目远远超过以前，而且包括许多地质时期，证明生命以各种
生命形态连绵不断；有几种生命的形态，似乎表明进化是遵循着一定路线进
行的。这个问题的复杂与困难远远超过五十年前想象的程度。进化的大体趋
势已经明瞭，但是要对进化的详细情况加以新的描述，还有待于更多的知识。
遗传与社会
遗传与变异的知识在人类身上的应用由于孟德尔的研究而大大扩大。许
多缺乏病与疾病，如色盲，内特尔希普（Nettleship）所研究的先天白内障
以及血友病，都是按孟德尔定律遗传的。有一种常态特性（眼中的棕色素），
经赫斯特（C。 C。 Hurst）研究，肯定证明遵循孟德尔定律，但也有不少迹象
说明，人身的许多其他可遗传的特征，也象许多植物与动物的可遗传的特征
一样是孟德尔单元。事实上，男孩与女孩的出生数目几乎完全相等极其有力
地说明性别也是这种单元特性。如果所有的雌性细胞都具雌性，而雄性细胞
中半具雌性半具雄性，这一现象便可解释。
我们知道在动物与植物身上，常有成对的单元特性相连出现，不可分离；
①
William Bateson；上引书p。395。
②
F。O。Bower，TheFerns，Cambridge，1923—1928，vol Ⅱ，p。287。
③ WilliamBateson，上引书 PP。 395—398。
或彼此相斥，不能同时出现。在人类身上，实验既不可能，而观察所及，也
仅限于数代。但研究的能力若能扩大，我们无疑地会发现人类也是许多单元
特性的结合体；这些单元特性由双亲而来，互相有关，而且与内分泌腺体倾
注于血浆内的各种分泌物的化学性质有关。这些孟德尔特性，究竟是构成人
的基本结构呢，还是仅只是建筑在更深入的非孟德尔下层结构上面的表面型
式，那就是一个有待将来研究的问题了。
1909 年，有人企图使高尔顿的意见与1869 年高尔顿发表他的著作以后
积累的知识相适应①。高尔顿本来十分重视遗传，孟德尔派的研究者，如赫斯
特、内特尔希普等人的研究以及毕尔生与其门人的数学工作也都说明遗传十
分重要，毕尔生和他的门生还把高尔顿的生物测量方法大加扩充。当时所有
的证据似乎说明这样一个假定是值得研究的：现代国家里的混杂居民必然包
含有一些具有各种不同先天特性的混合世系，它们受到了法律、社会、经济
因素与变革所控制的自然选择的不断作用。因而居民里的各种世系的相对数
目常在变化之中。虽然环境、训练与教育能使先天性格发展，并给予表现的
机会，但却不能创造这种性格。有才能的人或天才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
一个民族所蓄的能力实在为自然所限制。
既然适者生存，如果适者的子孙不占很大的数目，则适者对于种族并无
多大好处。因此人们就想到应该研究一下一个社会中各阶级的家庭的大小。
根据有人对档案进行的统计研究，英国两代以上的世袭贵族，每一对可以生
育的夫妇，自1830 至1841 年，平均生产7。1 个子女，但自1881 至1890 年，
这个数字已经降为3。13。其他能在《名人录》占一位置的有声望的人在1870
年以前，每一对可生育的夫妇平均有5。2 子女，但1870 年以后，这个数字仅
为3。08。在教士的家庭里与此相当的数字为4。99 与4。2。就大尉以上的军人
而言，这个数字为4。98 与2。07。至于其他职业的人，详情虽有差别，但都
有同样的趋势，有地产的阶级，自由职业者阶级，以及高等商人阶级的子女
的生产数减少一半以上。根据技术工人所组织的友谊会的统计，他们所生育
的子女数目的减少也大略相等。事实上每对可生育的配偶，平均须有子女四
人始能维持人口的数目，可见就是在1909 年，社会中最有效的部分，已经相
对地与绝对地减少了。另一方面，信奉天主教的家庭、矿工、无技术的工人
（更可惊的）低能的人们，仍维持其子女的出生数，而没有减少①。
这种差别的后果的严重性，只要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出。如果勤俭的家庭，
每对可生育的配偶仅有子女3 人，而1，000 人中的死亡率为15，则在100
年后原有的1，000 人将变为687 个后裔。另一方面，在奢惰的1，000 人中，
如果他们的出生率为33，而死亡率为20，则100 年后将有3，600 个后裔。
假使在1870 年出生率开始有显著差异时，双方人数相同，则到1970 年，勤
俭者仅存其原数的1/6，到了2070 年，仅存1/30。这样，勤俭者就淹没在大
量繁殖的奢惰者的大海中了。
在人们进行了这一研究以后的二十年间，出现两个较有希望的征象：“制
裁低能的立法”，对于精神不健全者的出生，已梢加以控制（虽然还不够）。
其次，伍兹（F。A。Woods）指出英美的上等社会中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士，比
①
W。C。DampierWhethamandCatherineD。Whetham，TheFamily andthe Nation，London，1909。
① 这几段文字，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历史唯心史观所散布的种种谬论之一，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
对劳动人民的诬蔑与对共产主义的仇视交织在一起，表现了鲜明的资产阶级党性。——译注
较“惰富”有更多的子女，其平均数字的比率为2。44 与1。95②。这一结果也
许说明了节制生育的好效果。凡是想要躲避生育几个孩子的责任、花费与烦
恼的人，是自绝于其种族之外。1909 年③，英国政府宣告，生育许多子女是
健康、贤良公民的责任，希望人人能够履行。
可是目前，展望仍然令人不安。在现今世界上，不断的进步，事实上还
有一般生活标准的维持全靠了知识分子的工作。从事这种工作的一向只有少
数人。他们大部分都出身于子孙日益减少的阶级，虽然他们的子女现在还没
有减少到最低的水平。奖学金与其他、从各阶级选拔贤能的方法也许能暂时
弥补这一缺陷，但一国的才智有限，而且愈到下层社会愈稀少。这些人既变
为知识分子，其生育率又再降低，最后遗留的只是无知识的无产阶级而已。
这样，国家的优秀分子将逐渐被淘汰，文明前途亦日益危险。由国家控制大
部分生产工具的社会主义的政府，在一个独裁或官僚统治的帝国里，也许能
行之有效，即令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但在民主主义的国家则将失败。社会
主义与民主主义在流行的政治术语方面虽然比较接近，但在实践上却难相
容。近来某些国家里所实行的独裁制共产主义，证明这一种看法是正确的。
出生率的不同，不是现时起作用的唯一选择因素，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
别的因素。疾病大概仍然可以消灭易感染者，而保留免疫者。有些法律，虽
然是为了他种目的而制订的，却也常常产生选择的效果：如遗产税就使有产
的旧家族迅速地被淘汰，而这些家族却是国家赖以维持地方公益事业以及教
会、海陆军中的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