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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不能避免的。著有《生理学手册》（Handbuch der Physiologie，1833）。。
的弥勒与韦伯是在德国首先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生理学的开路先锋。以后就开
始受到法国的影响，特别是在大脑与神经系统的生理学以及建立在大脑和神
经系统生理学基础上的精神病的心理学和治疗上。再往后又有奎特勒出来把
统计学应用到人的活动上。德国的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与其他唯物主
义者都利用科学向新领域发展的事实来支持他们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一百年
前在法国流行的论调，这时得到新的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帮助，又复
活过来，发展起来，在有些大陆国家中，教会的守旧派有效地抑制了这些见
解，到后来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就与争取学术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酿成了
1848 年的革命。
在后来的几年，在英国早有深入发展的工业改革开始扩张到大陆上来。
科学，特别是化学，与日常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注重实际的英国，这一
过程对于宗教信仰影响很小，但在讲究逻辑的法国与崇尚形而上学的德国，
这个过程对于机械论哲学与唯物论哲学的方兴未艾的浪潮，肯定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此外，与唯心主义体系比较，唯物主义具有一种浅薄的简单性。
毕希纳在《力与物质》（1855）一书中说：“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不能理解的
论著，都是枉费纸墨，不值得印刷”，因此，在德国，“唯物主义的争论”
就普及到广大阶层中去，这在其它国家是办不到的。正像朗格（Lange）所说，
“在世界各国中，只有在德国，药剂师开处方时才不能不意识到他的活动同
宇宙结构也是有关系的”①。
我们拜读十九世纪中叶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德国人的著作时，不能不注
意到，他们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和笛卡尔的二元论的一面相象的、彻底的、合
乎逻辑的唯物主义。摩莱肖特、福格特与毕希纳总是把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
感觉论、甚至不可知论混淆起来。事实上，唯物主义一词差不多可以包括一
切与流行的德国唯心主义和教会正统教义相反的见解。这是一种叛逆的哲
学，手边有什么武器，他就使用什么武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认为终极的
唯一实在只是成团的死物质。这种哲学不能解释意识，也经不起批判的分析。
①
Lange， 上引书vol。I；p。263。
但在条顿民族的氛雾里与这种唯物主义混淆不分的许多哲学体系却不是一下
就可以驳倒的，因此这场讨论就拖了很长时间，而且一般来说，并没有什么
结果。
在这一思想领域中，特别是在德国，达尔文的研究成果是一条重要分界
线。《物种起源》风行之后，德国哲学家在海克尔的领导下，把达尔文的学
说发展成一种哲学信条。在这种达尔文主义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种与唯物
主义相关联的新的一元论，从此以后，各国这类争论就围绕着进化概念进行
了。
达尔文在自然选择说基础上建立的进化论，经公认以后，不但使直接有
关的科学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也在其它思想领域中引起深刻变化。现在论
述于后。
科学与社会学
甚至在十九世纪的上半期，科学就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
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究方法，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
科学方法，在其他学科中，也极合用。到十九世纪的中叶，人们就开始认识
到这种趋势。赫尔姆霍茨说：
我以为我们的时代从物理科学学到不少的教训。绝对地无条件地尊重事
实，抱着忠诚的态度来搜集事实，对表面现象表示相当怀疑，在一切情况下
都努力探讨因果关系并假定其存在，这一切都是本世纪与以前几个世纪不同
的地方，在我看来，都足以说明这样一种影响。
我们如果研究一下到今天为止的政治史，就会感到赫尔姆霍茨未免过于
乐观。但是如果和以前的时代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
在十九世纪人们才知道至少经济学问题有若干部分是适于用数学方法处理
的，这种排除感情的专门的研究始终是有益的，其结果有时或不免于谬误，
但至少是寻求真理的诚实尝试。
在统计学中，数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被明确应用于保险问题与社会学问
题。前面讲过数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本来是先在人类学中加以应用的。配第
与格龙特以及奎特勒先后在十七世纪和1835 年以后进行了这番工作。奎特勒
证明，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特点——如身长——的人数环绕着一个平均值
而分布，因此，可以应用概率理论。他所得的结果，与赌博的机遇或分子速
度的分配①相似，可以用类似的图解表示。社会统计学在英国由法尔（WilliamFarr， 1807—1883 年）加以发展。他服务于登记局，对于医药与保险统计
的改进颇有贡献，并且把人口统计放置在稳固根基之上。
在十九世纪末期，进化哲学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为看法②。它
在事实上永远摧毁了终极目的论的观念，不论在今天的国家中，或将来的乌
托邦里都谈不上有终极的目的。政治制度亦如生物，必须适应其环境。两者
都在变化之中，为了社会福利，它们必须按部就班地前进。在一个种族当中
有成效的制度，在另一个种族当中可能遭到悲惨的失败。英国式的代议政府
不一定适宜于每一国家。身心方面的先天的差异与不同，得到证明以后，就
①
参看p。285。
②
参看CowlesonMalihus；DarwinandBagehOt，Isis，No。72，1937，p。341。
摧毁了从生物学上来说“人人生而平等”的见解。
经济学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科学时代早期的重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想
要找出一些普遍的、永恒的、超时间与空间、对于一切民族都有效的社会规
律。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早就怀疑有这种绝对定律。他们从各方面证明，每一
社会都有它自己特殊的经济规律，而且这种规律的表现形态又随着变动不已
的环境而异。
政治制度与经济情况的变比，不象生物学上的变化那样缓慢。然而就是
在这种迅速的变化中，也没有办法通过捷径达到下一阶段，或预知下一阶段
要把我们引到哪里去。旧时代的残余和新生事物的萌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
前。正如形态学揭示出动物身上存在的有机演化以往阶段中有用的器官的痕
迹一样，社会制度的研究也揭示了社会制度过去所经历的各阶段的痕迹。对
这种痕迹加以正确的解释，常常可以推知它们的历史与起源。而弄清历史与
起源，也就不难了解它们今天的意义和真正的重要性，甚至可以预测将来的
前途。
如果人类演变至今所经历的过程与动物一样，人类今天也仍旧要同样地
受制于变异与选择。1869 年左右，高尔顿根据这一见解研究了人类生理的与
心理的特点的遗传，断定必须让选择继续发挥作用，以便不但使种族朝着文
明人一致认为是向上的方向前进，而且防止种族的退化。高尔顿把研究人类
可遗传的天赋特点和运用这种知识来增进人类福利的学问，叫作优生学。
在现今文明的情况下，自然选择最有力的因素大概是疾病。凡是特别容
易感染某种疾病的往往早死而无后，这样就从种族中消除了容易感染这种疾
病的遗传特性。但第七章所说的环境变化，不管是法律造成的也好，风俗造
成的也好，或经济压力造成的也好，在混合的种族中，必然对于某些特性特
别有利，这样就改变了居民的平均生物特性。高尔顿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
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社会问题：生物学的知识也适用于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
学。但他的见解与十九世纪的平等思想很不调协，一时不易产生很大效果，
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得到部分的承认。
至于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政治学说的影响，意见很不一致。布尔热
（Vacher de Bourget）、阿蒙（Ammon）与尼采（Nietzsche）等人利用适
者生存的原理来重新提倡贵族主义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以为恶劣
的特性，在现在的情况下也未尝没有好处，贵族地位稳稳当当，就没有了竞
争，因此也就没有了选择；而“机会均等”却是达尔文式进步的本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