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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十兵卫却冥顽不灵，坚决不领源太的情，要靠自己独自的力量建筑五重塔。源太被激怒了。他的弟子们认为十兵卫是以怨报德的小人，憎恨不已。于是百般加害于十兵卫。十兵卫没有屈服，他苦心营造，终于建成了五重塔。“落成典礼”的前一天，不幸遭遇大暴风，十兵卫坚信自己的力量，悠然地屹立在暴风雨中。他成功了，暴风雨过后，五重塔巍然不动。幸田露伴通过这种独特的构思，展现了一个无视义理人情的“怪人”十兵卫。显然，这十兵卫是个人见人厌的小人物，但却身怀绝技。他终于以独自的方式，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实际上，幸田露伴的《五重塔》旨在印证福泽谕吉主倡的独立与自尊，且力图摆脱明治初期的封建性。
有趣的是，幸田露伴与尾崎红叶在文学风格上形成鲜明对照，露伴被称作理想理念派，红叶却是风俗写实派。幸田露伴的小说世界体现了明治初期勃兴的自我中心思想，同时充满了男性化的雄浑气魄。相反，红叶的文学表现却具有女性化的特征。露伴的文坛评价略高于红叶。但是另一方面，红叶的风俗写实基于现实的体验或感觉；而露伴的作品却常常观念先行，因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
幸田露伴的文学，具有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征。或者说，“红露文学”已经不同于以前的“戏作文学”，作品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物形象。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受到当时社会文化上种种封建残余的制约。因而，作品中的情感表现时时悖离积极的近代精神，未能触及二叶亭四迷那种近代性的自我苦闷。近乎同期，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兴起。
《文学界》被称作近代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大本营。这一文学刊物的创刊人是北村透谷、岛崎藤村、平田秃木、户川秋骨、星野天知等。《文学界》创刊于明治26年（1893），最初的发起人是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北村在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开始写诗写随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楚囚之诗》（1889）、《蓬莱曲》（1891）、《厌世诗人与女性》（1892）和《我的牢狱》 （1892）等。在他的诗情之中，饱含着希求精神自由的否定性的浪漫主义思想。毋宁说，《文学界》作家的精神基础，正是一种源自基督教精神的平民意识，或是来自于欧美文学的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他们力图靠自己的直觉来把握人的内在精神，进而达到有限的精神解放。
北村透谷1868年（明治元年）出生，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批评家。在 《何谓关涉人生的文学》（1893）等文学评论中，他反复强调文学是一种“空幻的事业”，不应以俗界追求为目的。他说文学的天职在于面对无形的自然力，以灵魂的剑刃指向绝对。这种文学主张显然反对文学的现实功用说，因而在当时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主义氛围中别具一格。后来，北村透谷进一步将自己的这种文学理论衍化为文艺学专著《内在生命论》（1893）。他针对当时忽略人类生命的思想倾向，鼓吹要重视人的内在生命力。同时，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观察人的“内在生命”，而要依据那种瞬间的灵感，形象化地展示内在生命的极致。北村透谷的这种理论固然有失偏颇，但却触及了文学艺术的独自特性。在明治时代那样一个历史文化阶段，的确尖锐地对立于具有封建性特征的文学理念与文学意识。他将文学置于某种架空的观念世界中。
北村透谷的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1889）和《蓬莱曲》（1891）等。作品表现了透谷浪漫性、内在性的自我体验。其中《楚囚之诗》是最早的自由律长诗集。长诗以亲身经历的“大阪国事犯”事件为素材，表现中受到拜伦自由体诗的影响。《蓬莱曲》也受到拜伦、歌德的影响，作品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通过这种尚不成熟的诗歌形式，透谷对现实表现了强烈的否定，并在痛苦的体验中显现出近代人的觉醒。 《蓬莱曲》的一大特征还在于，作品犹如自由体诗歌形式写成的评论文章。不妨说，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他最为著名的一篇评论文章是1892年刊于《女学杂志》上的诗论《厌世诗人与女性》。其中一句名言颇具代表性，他说“恋爱乃人生之秘诀，先有恋爱尔后有人生……”。这句名言集中体现了日本近代打破封建桎梏，实现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
时治20年代（1887）前后，新政府确立起绝对化的政治权力体制。就是说，此时政治权力统治着国民的内在精神，亦即宗教、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明治23年10月（1890），以国家权力最高体现者——天皇的名义，颁布了所谓“教育敕语”，其核心便是“国家至上主义”。作为当时普遍化的观念意识，是认为政治权力同时代表着思想或伦理性权威。于是，对国家政治无关紧要的、非社会性的文化艺术或个体意识，一开始便被当作伦理之“恶”。不妨说，近代社会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政治权力绝对化的过程中。因而，明治初期福泽谕吉的启蒙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明治10年 （1878）前后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功绩，因为运动是对当时的藩阀政府直接的政治性反抗。“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影响很大。
应当说，日本的近代文学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中产生并展开。因而一方面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则背负着特定的存在理由与目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森鸥外等，都发生过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北村透谷也是如此，他曾投身于激荡人心的自由民权运动，后转而致力于文学。北村透谷的特定意义在于，由政治转向文学的直接原因并非仅在运动的失败，尚有对于人的绝望。他由“民权运动”内部体察到某种前近代式的非人性或人之颓废。透谷认为，近代文学的目的、意义正在于否定那种旧有人性，毫不迟疑地向传统的审美意识、伦理意识挑战。他鼓吹尊重人的“内在生命”，并将高尚的恋爱感情奉为“内在生命”的最高发现。他反对偏狭卑俗的实利主义文学论，而强调文学的功能在于解放普遍的人生——自我的全面解放。这些特点证明，北村透谷具有独自的文学追求，透谷文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终极目标。他所反对的文学卑俗化现象，确非一时一地之状况。文学过份趋附于政治或颓废，必然丧失内在精神的自我支柱。透谷的文学主张，可用两句话加以概括：尊重人性，确立自我。但这里的所谓自我，又具有十分强烈的精神主义和主观性特征。最后，透谷还深受基督教二元论的影响，在他的叙事长诗《蓬莱曲》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在我心中，有不可调和的两种精神，一是神性，一是人性，二者不停息地战斗。
总之，北村透谷一方面苦于神性与人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则对人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当时日本的社会条件下，他始终扮演了一个反政治、反社会的角色。同时代表了《文学界》运动最具积极性的方面。也还预言过日后以自然主义为中心的日本近代文学的方向与特质。北村透谷自杀之后，《文学界》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而以北村之死为分界，《文学界》运动实际上分为前期与后期。北村透谷是《文学界》前期的代表作家，后期的代表作家则是上田敏。前者被称为人生派，后者则被称作艺术派。后者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追求学者诗人或诗人学者的复合境界。在这两种风格之间，尚有一位苦于左右摇摆的重要作家尤值一提，亦即浪漫主义诗人岛崎藤村。
上田敏 （1874—1916）精通欧洲文学。他是评论家、翻译家、小说家兼诗人。他的翻译诗集《海潮音》，被誉为日本近代译诗史上的顶峰之作。集中收入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29名诗人的诗作，且以法国近代高蹈派、象征派诗歌为主。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的诗歌，占有重要比重。上田敏的代表作品尚有 《现代艺术》、《但丁神曲未定稿》、《上田敏诗集》等。
上田敏崇奉古典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这种特征又使他逐步演化为唯美主义作家。作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北村透谷的浪漫主义继承了拜伦、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部分；而上田敏所崇奉、憧憬的却是19世纪中叶英国的拉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