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雇奖Ｂ藜馊竦刂赋觯八羌热还室獠蝗鲜渡瘢窬腿纹舅谴嫘捌У男模心切┎缓侠淼氖拢蛔奥烁餮灰濉⑿岸瘛⑻袄贰⒍穸荆氖羌刀省⑿咨薄⒄骸⒐钫⒍竞蓿质遣骰俚摹⒈澈笏等说摹⒃购奚竦摹⑽曷说摹⒖癜恋摹⒆钥涞摹⒛笤於袷碌摹⑽ケ掣改傅摹⑽拗摹⒈吃嫉摹⑽耷浊榈摹⒉涣跞说摹Ｋ撬渲郎衽卸ǎ姓庋碌娜耸堑彼赖模欢遣坏约喝バ校瓜不侗鹑巳バ小保抟�28～32）。
平心而论，谁能说自己与这些消极和积极的罪不沾边呢？达不到神的道德标准的人，虽不一定触犯世俗的刑律，在神眼里就是罪人。
罪性和罪行
为明白罪的问题，必须把罪性与罪行区别开来。罪性（sin）是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罪行（sins）是内在罪性的外在表露。所谓罪性是指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私心态。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后，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从此，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有罪性，无人幸免。人内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为上一定要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正象《圣经》所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雅一15）。所以，人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行才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有罪性而必然要犯罪。或者说，人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成为罪人，乃是因为人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
人的罪性在孩童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不管长辈如何教育孩子要大方、谦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总是表现出以自己为中心。别的孩子有了好玩具，他总是哭闹著非要从对方手里要过来自己玩；但当他自己有了好玩具，是很难被说服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桌子上摆上了好吃的东西，孩子们会毫不顾及他人地伸手就去抓。坐滑梯、荡秋千需要排队时，也不知谦让，总是喊著：“我先！我先！”……这使父母们常常叹息，要孩子学“好”就象上坡一样费劲，而稍稍管教不严，孩子就会象下坡一样自然而然地变“坏”了。过去我一直不能解释这些现象，现在方懂得这是人一出生就具有的罪性使然。
人的罪性所表现的各种罪行有时是相当令人惊骇和难以理解的。文化革命发动不久的一九六六年冬天，在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时北京市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怀疑该校传达室的一位老工友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老工友至死不承认。愤怒的红卫兵们把老人拉到室外，剥去他的棉衣、棉裤，让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然后，把一桶滚烫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接著又浇一桶凉水。就这样，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覆地浇，直到老人死去。据说最后他的肉皮都脱落下来了。其实，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记得当时我听到这种事时不禁打了个冷颤。我实在想不透为什么一群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竟能干出这等残酷的事来。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所在的大学也爆发了大规模武斗。虽然对武斗的发生早有预感，但当武斗真正发生时，我和许多人仍然被血腥的残杀惊呆了。清醒过来之后我们才急忙奔出校园去拦阻汽车，以便把受伤的同学运送到附近的医院求治。我们一批批地运送著伤员，他们一个个血迹斑斑。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位同学的左眼被打伤，眼球几乎脱出眼眶；另一位同学的肝部被长矛刺中，流血如注……见此情景，我的心越缩越紧，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劲，一刻不停地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从午夜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回到自己的宿舍。我的室友见我一夜未归都急坏了，还以为我惨遭不幸了呢。
这事件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就象昨天刚发生的事。我曾一遍又一遍地问道，都是同学，仅仅因政治观点的不同，为何就有人能如此狠心地向对方大打出手、大动刀枪呢？
上面谈的是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整体而言，文化大革命象一个人生大舞台，每个人都无可幸免地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有一付面具，使自己的本性在众人面前可以深藏不露或忽隐忽现的话，在那场历时十年的动荡、风暴之中，在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的人人自危中，为了自身的利益，或为发迹走红，或为生存的权力，人人都脱去了伪装，赤膊上阵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例外。有真善美的闪光，更有假恶丑的劣行。趋炎附势、望风使舵、造谣惑众、诬陷贤良、落井下石等竟屡见于上下级、师生、同事之间，甚至在夫妻、父子、母女、亲朋之间，闹得天昏地暗。在这个层面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经历，可说是了解人的罪性的一本绝好、悲烈的教材。
作为罪人之一，笔者当然也不例外。在那一场劫难中，我虽自认为没有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但为了表示自己“紧跟”、“革命”，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羞愧、悔恨不已。
人有犯罪的天性并不是说人每时每刻都在犯罪或每个人都犯一切罪。人有时也有善行，如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等。傅来恩（Leslie B。 Flynn）在《人是什么？》一书中指出，“有些神学家形容人的天性为‘完全败坏’。相信新闻记者和警察能证明这一点。…… 它不是说每一个罪人都没有良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倾向犯任何一种罪，或人不可能有任何善行（例如帮助生病的邻居，捐款给联合国基金会等）。有些罪犯还自愿被当作医学上的实验品；而不良帮派的人可能对自己养的小动物温柔无比。一位醉汉被人发现倒在爱丁堡（Edinburgh）的人行道上，他手中仍紧紧抓著一个玩具娃娃，那是他买来送给他生病的小女儿的。显然，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混合著善与恶”1。
我曾读过一本小说，作者曾是到东北某生产兵团插过队的女知识青年。她书中的主人翁是部队的一位营长。一次营区的森林失火。这位营长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冲入烈火把困在火中的知识青年一个一个地抢救出来，他自己却被烧得遍体鳞伤。营长受到部队的通令嘉奖，也成为知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但这位营长后来却被枪毙了。因为他以后利用各种手段奸污了许多女知识青年。事发后，他被押上军事法庭。
小说的作者在《跋》文中问道，“我应该怎样认识、评价这位营长？为什么善与恶、美与丑这样完全对立的东西会如此鲜明地同时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这一沉重的问号也长久印在我脑海里。现在我才慢慢明白了，何止这位营长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象这位营长一样混合著善与恶，只是善与恶的强度、对比度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神的话千真万确：“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传七20）。这就是世上每一个人的光景：有时做好事，有时做不好的事；当众做好事，背地作不好的事。任何人无法只作好事而永不作不好的事。这是《圣经》所揭露的人人都是罪人的真实状况。
人内在的罪性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罪行。但人的罪性在何种场所、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却要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客观条件主要指社会的法律。有人说，人并不怕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对触犯刑律所带来的恶果的惧怕，使人的罪性不敢轻易表现出来。一旦社会律法的运作受阻，许多平日受尊敬的人可能立刻胡作非为；许多看似诚实的人也可能趁火打劫。这就是为什么在非常情况下，如地震、台风、水灾等发生时往往都需要实行军事戒严的原因。
一九七五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板桥水库大堤决口，一个个村庄被大水夷为平地，铁轨经大水冲击，竟被拧成麻花状。被大水冲到安徽省、又从安徽省活著跑回来的就逾万人。各级政府紧急动员起来救灾抢险。当时我正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工作。
在救灾中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也确有人趁人之危、为非作歹。一位干部与一名妇女同被困在一个高地上。在与世隔绝中，这干部便放肆起来。面对一片汪洋，无助的妇人只好任他反覆强暴，直到被人救离险境。有一名抢险队员划著一条船、手里拿著带铁钩的长竹竿，见人见物就钩住救上船。可当被救人的双手扶著船帮要上船时，这位抢险人员见被救人手腕上戴著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