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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农民之间在经济上的封建依附关系，封建的政治关系也无以依托。当封建
的依附关系被打破，封建的经济、政治关系也就一起解体了。
政治权力与土地占有权合为一体，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土地占有制
度。萨拜因说：“中世纪的政治概念是：财产和社会势力授予人们统治的权
力。”其实反过来也一样，唯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才能维护财产和势力。这种
关系在中国政治中表现得很明显：皇帝总是千方百计地削弱地方豪强的势
力；而地方势力则总是力图获得政治权力。在中世纪，对于有组织的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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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政治权力、土地所有权，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东西。
（5）封建秩序的破坏与农民起义
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即形形色色的封建秩序，都是为了使农民与土地结
合在一起，使依附于统治者的农民安居乐业。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
所在。但是，封建秩序又总是为封建统治者所破坏 （这里不讨论商品经济对
封建秩序的否定）。
在中世纪，专制制度使君王可以把人民作为自己私有财产，随意驱使。
对外，他们发动扩张战争，对内，则大兴土木，无限度地役使民力，长期使
农民脱离土地，使简单的农业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从根本上破坏了封建秩序。
在这意义上，“轻赋薄敛，与民休息”，是最明智的封建政策，但这又往往
与有为君主建功立业的宏图相矛盾，也不符合贪图享乐的昏君的私利。
封建政府本来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政治机构。但是，专制制度却使政府迅
速腐败，成为破坏封建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专制制度中，政府官员只
向上而不向下负责；他们只要博得了上司的欢心，滥用权力就无所顾忌。因
此，下层官吏横征暴敛，上层官员买官鬻爵，就成为社会危机时期极为普遍
的现象。
封建秩序的崩溃也常起因于政治权力结构内部平衡的破坏。像一切政权
体系，一旦下级脱离了上级的控制，政治体系就解体了。而小农经济又使社
会基层组织之间很少现实的联系。强大的暴力一旦摆脱最高统治者的控制，
就直接成为重新分化、组合政治共同体的力量。
农民起义是正常封建秩序崩溃的结果：农民已经无法依靠耕种土地而谋
生，被迫挺而走险。很多农民起义是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直接
演变而来的。农民起义也是一种暴力。当然，因封建秩序的崩坏而导致的社
会物质文明的破坏，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民起义造成的。但是，农民起义
本身既不能建立封建秩序以外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从正面推进封建制度的完
善。尽管有些农民起义提出了均贫富、免租赋的口号，但这不过是平均主义
的空想。从历史上看，在封建制度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改革、完善过程中，农
民起义是社会秩序崩溃、陷入危机的信号，是促使有为的封建统治者调整、
改革封建制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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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世纪政治文明的基本类型
作为一种教化人民的文明、文化，中世纪政治文明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伊斯兰政治文明，或阿拉伯国家的神治，即“上帝的统治”；欧洲的基督教
政治文明，或“修正式的神治”；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政
治文明。前两种制度，或直接以宗教立国，宗教领袖被看作是以上帝的名义，
按照上帝的意愿统治整个社会，或国家权力依靠宗教取得其权威；而后一种
制度，宗教则完全为政治权力所控制、操纵，宗教只是政权的统治工具。这
主要取决于各种政治文明中的意识形态的具体性质。
在具体的政治结构上，中世纪的政治共同体又有两种基本形态：中央集
权的与地方割据的。这既与各国的传统有关，也与政治文明的成熟程度有关。
（1）中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
任何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中世纪的政治意识
形态也不例外。
中世纪的政治意识形态有两种基本型态：哲学的，如中国以儒家学说为
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的，如欧洲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阿拉伯
国家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中世纪，一个国家究竟采取哪种形态
的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作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决于这个国
家现有的理论思维是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宗教的角度思考人和人类社会的
本质。
当人类不得不以政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即人类社会由于人们之间
的冲突与对抗而面临毁灭的威胁，必须建立国家将冲突和对抗控制在一定秩
序的范围之内的时候，所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国家是最好的
国家？一个好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组织结构应该怎样的？等等。而要彻底解
决这些问题，就要首先回答：人们为什么会相互冲突？人的本质是什么？社
会的本质是什么？怎样才能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建立起秩序？只有回答了这些
问题，人们才可以进一步思考、解决政治领域的其他问题。
在人类思想领域，解决人和社会的本质问题，历来有两个基本途径：哲
学与宗教。古代的哲学家运用理性，从对自然的理解出发，通过认识人类在
自然中的位置探究人的本质，合乎逻辑地将人们之间的冲突理解为源于人的
天性中的自然野性的或非理性的因素。对这些哲学家来说，国家是合乎理性
与人性，使人类安居乐业、和睦生活的社会组织，代表、体现了人们的最高
利益，国家基本秩序源于人的本性。宗教则以超越人类的上帝代表人们的最
高利益，以宗教作为现实国家的理论基础。
中世纪的政治权威都具有神秘色彩。人们缺乏足够的力量独立面对无情
的自然与外部的威胁，故而希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或神明保护他们。同
时，专制制度使政治权威凌驾于普通公众之上，其合法性也只能来源于神秘
的力量。在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中，政治权威产生于合乎法律程序的公众选
举，其神秘性自然消失。为此，中世纪的宗教将现世的政治权威看做是上帝
在人间的代表，哲学则将君主看做是民众的救星，将君比作民之父母，为社
会的政治权威提供了合法的理论基础。
（2）政治文明与宗教
中世纪的政治文明都是封建的政治文明，但不同类型的政治文明亦有许
多差异，这里只提及不同的政治文明在与宗教关系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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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的“神治”，是以伊斯兰教教义直接规定现实社会的秩序。
伊斯兰教教义肯定市俗社会，尊重私有财产。在《古兰经》中，有不少经文
涉及市俗社会中私人之间的往来规范，如有关商业贸易、借贷、债务、利息、
财产继承等的律例。伊斯兰教义中所提到的邪恶包括：奸淫、杀人、偷盗、
抢劫、使用小枰、大斗以及饮酒、赌博、祭神、求签等，并不一概否定人们
肉体的欲望以及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为此，伊斯兰政治文明中的政教
合一具有稳定的基础。
在欧洲的“修正式的神治”中，基督教教义主要为不同种族，具有不同
文化、习俗的人们提供了共同的政治权威观念，以文明教化野蛮民族，但一
般不提供世俗社会的行为规范。因为，基督教的理论本质上是非市俗的。基
督教的“原罪说”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人类是纯洁的，没有私欲，
也不贪婪；是亚当的堕落使人类生来就有了“原罪”，有了恶劣的欲望，一
味追求肉体的享受，使人内心中一切对真和善的向往都失去了效用，使人的
行为与上帝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基督教将人们的现实利益、人们对私人利
益的追求，看做是“肉体”所想的和所祈求的，是一种罪恶。只是在这样一
种意义上，基督教才肯定保护私有财产的市俗法律，即它只是对付罪恶的必
要手段。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