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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在劳动改造期间写下的一些东西全毁掉了，留下的只能是一片空白。1956年，他从建工部（建设部前身）宿舍搬至中关村时，他对自己能进入书斋表示过很大的喜悦（当时我正好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在他家相晤）。如果从那时起，他能真正进入书斋而又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外部环境，我深信他留下来的思想资料一定比现在多得多。1962年恢复工作权利后没有多久，文革开始。这真叫做在劫难逃。1972年至1974年，对顾准来说，是文革十年中难得的空隙。整个国家的天空虽然仍在一片阴霾的笼罩之下，但是他的小环境相对地还比较平静。1972年初冬，我和妻子到北京原学部（学部，系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简称，文革后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北京建国门内。）找到他时，他们不久前在这年夏天刚从河南息县劳动改造回来。他住的公共宿舍，当然称不上什么书斋，但是一个不算太大的房间内每人有一小块领地，一架图书，静悄悄，各人读书写作，互不相扰，气氛也还宁静。收集在这本文集中并且成为这本文集的主体的《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部著作都是在这里写下的。前者是作者读希腊史的笔记，后者则是作者和我之间的通信集。作者生前当然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出版他的这些笔记和通信，也不会想到在他身后居然能够出版。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其意是说，这些在司马迁以前的年代流传下来的我国著名的典籍，它们的作者都是在饱经人生的不幸、屈辱以后才从事著述，是“发愤之所为作”。其实，司马迁本人何尝不是如此。他是受了腐刑（即宫刑，一种破坏男性生殖器的刑罚。）的，他之所以甘愿忍受这样的屈辱，是为了把《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写完。因此，每当读到他“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样铿锵的辞句（《报任安书》）不能不被太史公即使忍垢含辱，也要把《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写完的这种不为任何名利的高尚精神所激动。当然，不能把顾准和这些古人相比拟，但是他确实是身处逆境，仍心怀天下。他立志探索人类的未来。他在给我的信中曾提到他有一个庞大的十年研究计划。《希腊城邦制度》他自己称之为“读希腊史笔记”的这部著作，就是他实践十年研究计划的阶段性的成果（参见《希腊城邦制度》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说明”中作了这样的介绍：“当你读完‘希腊城邦制度’以后，将会对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感到敬佩。顾准同志并非史学家，但在历史研究中却取得为人称道的成就。他生前带病写作，以图书馆为家，探索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轨迹。”可惜的是作者的十年研究计划到此中断，再也没有能继续下去，连《希腊城邦制度》这个笔记也未能终篇。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原是1973年至1974年这两年中作者和我之间的通讯集。通讯似乎成了一种触媒，激发了他多年积聚起来的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探索，没有拘束地在通讯中写了下来。因为是在兄弟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因此彼此可以直抒胸臆，无所遮拦，无所避忌。因为是问题讨论，自然也会有争论。我读书不多，和他相比，不能望其项背（也许他还不能说是博览群书，但我曾在他日记中发现过一大串书目，一两天读一本书，是常见的）。读者从他有限的著作中，还是可以感受到他的渊博。这里试举一例。我的有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肤浅的见解，使我相信直接民主是民主的最高的也是最完善的形式，坚信共产党不仅能够而且必须领导一切。他并不反对直接民主，但是他用历史事实向我证明：直接民主只有在像希腊城邦那样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在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它只能实行代议制。对西方的议会制，他也并不赞赏，但他向我指出，我们所厌恶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政客，议会和竞选活动中的各种丑行以及其他各种历来看不惯的东西都确实存在。但是他认为，现代国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如果没有制约机制，最后总是不能避免腐败以至失败，而这是最重要的。又如关于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讨论，后来引申到了哲学的高度。这种讨论，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偏见，也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定论；不论什么问题，彼此都没有设定过任何界限；因此讨论是严肃而又认真的。至少对我来说，从这种讨论中得到不少教益。因此，他的去世，我深切地感到失去了一个可以向之请教，向之倾诉，向之进行无拘束的讨论的兄长，我真正为之感到无限的难以弥补的遗憾。
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自然科学是如此，人文科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多年前诞生在西方的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为人类中一部分先进的人群所掌握并且逐渐发展成长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本世纪初，它还曾改变了这个星球上一些国家的命运。然而，对本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巨大的挑战。这并不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科学。既然是科学，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所涉及或未涉及的所有客观存在的问题，都应当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当设立任何界限或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否继续前进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前提。当然，研究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也应当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严肃的、诚实的。
当代的中国人，没有谁能摆脱当代的中国历史，也没有谁能排除当代中国历史在他身上的投影，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命运。顾准当然不会例外。顾准和常人的不同处也许仅仅在于他对处世态度的正直、诚实，和对自己的追求的执着；也因此，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比常人要多些。
明年（1994年）是顾准离开这个人世间的20周年，后年（1995年）是他的80诞辰。他一生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不多。出版这本文集，在我确实含有藉此作为一种纪念的意思。不过，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人类的人来说，他所瞩目和关心的是人类未来的命运。顾准生前既然能够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以至对于一个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并置之不顾，对于身后的一切自然更会淡然置之。这本文集，如果对于今天的人们思考问题、探索未来有所启迪，也许是更加符合先兄的遗愿的。
陈敏之 1993年12月23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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