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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第 27—30、186 页。
第 １２ 章 明代的历史著述
引言：若干普遍趋势
明朝统治的将近 ３００ 年，很难说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
发生的变化，触及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历史编纂学就其最广泛的意
义来说，也不例外。虽然革新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发展的，但整个来看，
明朝最后 １００ 年的历史著述与最初 １００ 年的区别相当大。区别明显地表现在
质量和数量上。在这一章里，将对这些变化作详细的阐述。这里可以把它们
概括为对原始资料的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这在 １６ 世纪变得逐渐明显，并使
后一时期区别于较早的时期。
１６ 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更多的人有能
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量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
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
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
大多数）的平均数从 １３８８ 至 １４４８ 年间每三年约 １５０ 名增至 １４５１ 至 １５０５ 年
间每三年 ２９０ 名和 １５０８ 至 １６４３ 年间每三年 ３３０ 名。①在 １６ 世纪，跟书籍和
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据一位专家说，在明
朝的后半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也与之相等。”①的确，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与前此各个时期相
提并论。在历史著述领域也是这样。历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这之前就出
现了，到了明代成为历史著述的榜样。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和《汉书》的
纪传体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之于编年史；《通鉴纪事本末》之于记事史；
《通典》和《文献通考》之于政书。以上仅举了最重要的类型中的少数几种。
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论证，律诗无疑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
再也不能企及。②
但是，在唐宋时代只有相当少的能读会写的人具有欣赏以至模仿大诗人
的能力，而在随后的时代，这种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吉川幸次郎认为，更
广泛的社会阶层对过去文化成就的分享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他暗
示他的这个看法并不只限于诗歌方面。看来这也适用于历史著述；有独创性
的早期样范为愈来愈多的人所知，他们于是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也加以采
用。
在这里对我们所说的历史著述作些说明，也许是适宜的。它包括按中国
传统分类法中的史部所列入的著述：
① 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 年）；唐纳
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伦敦，1951 年）。
①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上海，1934 年），附录Ⅱ，
第 290—328 页。
② 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1961 年 3 月），第 55—66 页。方豪：
《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1961 年 3 月），第 1—20
页。
１．分为本纪、志、表和列传的纪传体官修史书或正史
２．私人或半官方编写的与纪传体正史类似的别史
３．官修的和私人撰述的编年史
４．纪事本末体史书
５．大多限于一个时期或某件事情的杂史
６．皇帝和大臣的诏令奏议汇编
７．传记
８．职官志
９．政书
１０．地理志，包括方志
对以上著述，还应加上子部中的一些类目：
１．大多分在兵家类的有关军事和边防的著述
２．分在杂家或小说类的政书
这种分类法在各种目录中不尽相同。①有许多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
子部的书或整批的书，在其他目录中列入史部，奏议集在《四库全书总目》
中列入史部，而在别的地方列入集部。
除去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述之外，另有许多著作对历史研究可能很
重要。某一作者的文集可能包含对奏议的补充和作者的友人们的传记材料；
关于作者访问过的有趣的地方或作者参与过的事件的记述；有关历史或政治
问题的志、论、说；以及与友人和同事的往来书信。作者的文集中有时甚至
有短篇历史著作，而在任何书目或目录中均未提及。此外，有许多小说和剧
本应当看成是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原始资料。最后，明代
的诗歌也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应看成是历史研究的资料。②
明朝头 １００ 年的历史著述的特点，是政府编纂庞大的全集。进行这种汇
编是继续元代和更早朝代的传统。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元史》，编于洪武年
间，随即刊印。接着是永乐时期的主要汇编：朱熹和其他宋代学者注解的《四
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以及理学著作集《性理大全》。与历史有关的是
《历代名臣奏议》，１４１６ 年编，自商周以迄宋元，和著名的《永乐大典》，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汇编工程。虽然它原有的 １２０００ 册①到 １８ 世纪仅存十
分之一（现存更少），但它收录了有关宋、元和明初历史的一些佚文秘籍，
使其免于全部失传。含有元代驿站组织资料的《经世大典》（１３３１ 年）和其
他著作，使我们能够推想元代的驿站制度。①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 年 6 月），第 10、18 页。
②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
年 3 月），第 81—84 页。
①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
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 年 12 月 15 日），第 7 — 8 页，
和 7，12（1953 年 12 月 30 日），第 21—27 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
馆编（北平，1930－1937 年；台北 1964 年重印），Ⅰ，第 426—428 页。
①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 7 页。
这些汇编以其宏大的规模著称于世，它们反映出的永乐气派多于学术上
的成就。②在永乐朝以后，有一些对明朝历史十分重要的作品继续了庞大的官
修汇编的传统，如 １４５６ 年和 １４６１ 年的官修地理学，１５０３ 年和 １５８７ 年的《大
明会典》，和 １５３０ 年的《大明集礼》。所有后来这些作品都是在司礼监的监
督下刻印的。刻板保存在司礼监为此而设的称为经厂的仓库。因此，属于司
礼监刻印的书称为经厂本。③经厂本是大开本，字体大，纸质洁白厚实，印刷
考究。它们为清朝的“殿本”和不少朝鲜本中文书提供了样板。
明代在历史著述上最突出的进步，是对历史资料采取批判的态度。明朝
的前半期，朱熹的理学派在思想中占统治地位。这一派对历史著述的影响是，
它教人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所传述的那样去接受传统及其价值，而不鼓
励对历史记载的确实性与可靠性提出问题。
在 １６ 世纪中叶以前，历史作者通常不去对各种历史文献和来源可疑的记
事甚至流言加以甄别。他们更不愿过问官方档案的可靠性。这种态度在正式
著作、杂著和历史注释中都很明显。像刻于 １４５９—１５６６ 年间的郑晓（１４９９
—１５６６ 年）的《吾学编》（２．１．１）或刻于 １５７４ 年的薛应旂（生于 １５００ 年）
的《宪章录》（ ２． ３． １）就仍然按这种方式编纂，即部分基于官方文献资
料，部分基于传闻或可靠性不同的记述。①例如，《吾学编》第十一章论述建
文皇帝的死，作者写道，据说建文皇帝在他的南京宫殿中被烧死，但又把他
逃往四川、云南和广西，以及他后来再度出现的故事当成可能的事实加以补
充。①在这类著作里，有时在官方档案中找不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混杂在无
法证实的故事传说中。
到 １６ 世纪初，历史学�